每天晚上下班后，包工头李先生（右）都要把当日工资和手下工人们结清。

　　老家菏泽的张女士18岁就来到城阳一服装厂上班。当时托关系才进入的工厂，现在却严重缺工，这让现年已48岁的她经历了两条致富之路——组织老家的零散劳动力介绍给缺工企业，并按人头从中提取“介绍费”；带领老乡们承包流水线或车间，从工人们的薪酬中提取“管理费”，如今她手下有百名工人 ，每年可以从他们身上“抽成”三四十万元。30年时间，张女士经历了从“打工妹”到“包工头”的身份转变，也见证了找工难到招工难的变化。

　　30年，找工难到招工难

　　“我进服装厂是在30年前，那会儿工厂不多，乡下人都想像我一样到城里干活儿。”张女士口中的那段经历，很多人还记忆犹新。上世纪80年代，“进厂”、“包吃包住 ”是农民工最渴盼的时髦字眼。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社科院课题组的调查报告第一次用了“农民工”这个称谓。当时 ，到城市找工作要托关系走门子，国务院办公厅还曾经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格控制农民工盲目进城。

　　1993年，粮价放开，国家明确提出要发展劳动力市场，农民开始成倍进城。但进城之后，大家发现工作并不好找，没有工作的农民只能露宿街头，“盲流”的蔑称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叫开的，很多人至今都记得，这个词曾经出现在宋丹丹那个名为“超生游击队”的小品中。

　　不过，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外商投资的增加，中国的沿海城市包括青岛市的制造业迅速发展，上世纪90年代中期女工开始变得紧俏，很多人不再愿干小保姆一类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了。

　　张女士说，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老家的不少女孩初中毕业后，想方设法托关系找她帮介绍工作。尝尽农村生活之苦的张女士来者不拒，她依靠自己多年来积累的关系，几年间就帮上百名老乡谋到了岗位，她也成了乡亲们眼中有声望的人物。

　　打工妹变身打工女王

　　“其实近五六年来，很多工厂里就缺人，给老乡们找工作很容易，老乡们通过别的渠道找工作不放心，还是找我当中间人，而且对我感激不尽！”张女士表示，很多时候她给缺工的工厂介绍工人，工厂老板会给她介绍费。老乡们其实成了自己的“摇钱树”。

　　前几年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大批农民工因为企业倒闭提前返乡，就此激荡20年的民工潮陷入低潮。自那时候起，很多农民工返城意愿大大降低，2010年以来的用工荒史无前例地凶猛。

　　青威路即墨段上的“鑫鹏服装厂”老板衣先生，最近正为用工荒发愁。本来和工人们说好正月初六(2月9日)上班，可一直到了2月13日，只回来30余名工人。2月13日，衣先生火急火燎去了贵州铜仁“投奔”还没回来的工人。2月14日下午，衣先生在电话里接受记者采访时抱怨说，在贵州招工也不容易，当地人对他不信任。尤其是衣先生开出月薪2000元至3000元的“天价”，更让当地人心中隐隐担忧，以为这可能是个骗局。除了几名老工人答应跟着自己回青岛外，衣先生只招到10余名新工人。

　　由于对工厂和中介的不信任，外来务工人员更希望通过熟人介绍工作。也正因为如此，像张女士这样的职业介绍人更吃香了，通过把老乡们成批介绍进城市工厂，她赚到了不少介绍费。

　　比开工厂还赚钱

　　因为中介活儿越做越顺，越来越多的企业主也开始找她帮忙，张女士的财路更广了。除了一次性的介绍费，张女士还能从其介绍给工厂的工人们身上长期收获用工“提成”。

　　一般来说，如果张女士给企业批量介绍工人，企业将会每天通过她给工人发放薪酬。作为“包工头”，每个工人她每天可以提成大约10元钱，100个工人每天就是1000元，一年下来，至少能提成三四十万，利润比开个小服装厂还丰厚，而且不需要成本，风险也几乎为零。

　　张女士一般会跟着工人一起在厂里干活，对工人进行一些基本的管理。但是像她这样的日结工，吃住问题一般由服装厂负责，包工头没有任何管理成本。“我一天收一个工人10元钱，也算是对工人们进行管理的一点回报。这个价钱还不算是最高的，我知道的一些包工头更狠心一些，一个工人每天提成十二三元钱，一年赚五六十万元钱并不困难。”

　　做包工头俨然成了张女士的事业，在企业招工难的当下，她的生意越做越大，甚至顾不上照看家人。她的儿子放在老家父母处，孩子放假后，才能来到青岛和父母团聚，也只有这个时候，张女士才舍得请上几天假，带着儿子到处逛逛。

　　张女士的丈夫原本在建筑工地干活，张女士当包工头后，感觉自己带领这百十来名工人有些吃力，便让丈夫离开了工地，专心做自己的助手，负责工人管理、后勤保障等工作。夫妻俩妇唱夫随，生活和事业都顺风顺水。“儿子几年后就高考了，我们不在家管束，他的成绩很一般，要是考不上大学，就让他和我们一起包活干。”刘女士说。

　　带领百名工人转战工厂

　　“后来有人跟我说大连服装业出现了‘日结工’，如果手头有工人，不如专门到缺工的工厂包活做，收入更加丰厚。”2009年冬天，张女士在朋友的建议下，带领着100余名老乡另立门户，她负责承接服装厂流水线上的工作，并对工人们进行管理；工人们则听她调遣，哪个厂缺工就到哪个厂帮忙。

　　有的服装厂按工作时间，和张女士结算大家的工资，还有的按生产量结算工酬。不管如何结算，张女士都要从中扣除“管理费”，“当然了，如果工人们对待遇不满意，例如活儿赶得太急太累，或者中午伙食太差等等，我肯定会代表他们出头，和厂主谈谈条件。因为跟很多工厂主都成熟人了，一般合理的要求我都还能帮大家争取下来。”

　　相比之下，服装厂老板的日子可谓窘迫得多。2月14日上午，记者来到城阳和即墨交界处的熙马服装公司时，车间里只有10余名工人在干活，几排设备都闲置着。公司负责人金先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企业招用的固定工工资也越来越高，还需要管吃管住 ，并给工人缴纳各项保险，除去各种开销，每名工人一年只能给老板赚5000元钱。一家拥有100名工人的服装厂，一年下来最多赚50万元钱，这些钱中还要扣除水电费等厂子运转所需要的各项开支，能剩30多万元钱就算不错了。

　　■观察

　　包工头打的是亲情牌

　　“工人病了，你是他的保姆，陪着上医院、陪他聊天；工人想家了 、受委屈了，你就是他的亲人，倾听他的心事，帮他出个主意；工人受了欺负，你更要是他的保护神，冲在帮他维权的第一线！”张女士有些委屈地说，干自己这一行，其实也很辛苦很操心。

　　“其实近五六年来，很多工厂里就缺人，给老乡们找工作很容易，但光找到工作不行，我还得教他们怎么干活，他们工作中若吃亏了，我也得帮忙尽量讨回来。老乡们总觉得通过别的渠道找工作不放心，还是喜欢找我当中间人，找到工作了还对我感激不尽！”

　　记者从多家服装生产厂家了解到，像张女士这样的“包工头”，自去年春天开始，在业内雨后春笋般冒出很多。很多企业生产规模大，工人缺口也很大，像张女士这样的“包工头”带领的“包活工”就成了“主力军”。“包活工”至少承包一条流水线，有的甚至承包一个车间或半个工厂的生产。

　　对于业内给予的“不劳而获”的评价，张女士并不认同。她介绍说，现在的工人见的世面越来越多，不像以前那样单纯、甚至可以随意“哄骗”。包工头和包活工之间的关系，需要用感情和利益共同来维护，能否让工人听命自己的安排，最能验证包工头的交际和管理水平。

　　张女士统领的队伍，既有刚毕业不久的妙龄少女 ，也有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甚至还有比她年龄大的妇女。她告诉记者，现在劳动力短缺，导致工人的脾气见长，包工头全心全意对工人好，但稍微遇到不如意的事，工人们就可能撂挑子，甚至不辞而别。自己手下的工人都是老乡，领导起来还算省心，大家最多跟她发发牢骚 ，或者在干活时偷点懒，至今还没有人弃她而去，至于将来如何，则要走一步看一步了。

　　文/图 本报记者 焦恭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