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提出的自觉接受命运确实比宿命论强不了多少。贝尔纳·亨利·列维说：“人们也许仍然认为加缪是对的：幸福、快乐，与事物友好相处，和谐、享乐，对世界充满好感，喜欢现实，以眼前的利益为道德标准。萨特则把世界说成漆黑一团，支离破碎，目光紧盯着人与人关系中随时可能出现的憎恨和下流行径。但从另一种意义说，我们很难不认为萨特是对的。如果一种道德观重视的是幸福，而不是正义，那么这还是道德吗？如果一种政治只满足于崇拜世界，瞻仰世界，唯唯诺诺地接受世界，祝福世界，这还算得上是一种政治吗？”■

加缪所说的荒谬则是每个人的存在都面临的情形，而且在他看来，荒谬不是一个贬义词，体验到人生的荒谬具有积极意义，更积极的则是做一个荒谬英雄，不因为感到人生的荒谬而绝望，在荒谬中获得幸福。连要反复把巨石推上山顶的西西弗也是幸福的：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他比他搬动的巨石还要坚硬，“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让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

荒谬感源自人的能力和生命的有限性，源自怀有希望的精神和使之失望的世界之间的分裂；肉体的需要对使之趋于死亡的时间的反抗；世界本身具有的、使人的理解成为不可能的那种厚度和陌生性。

加缪在1955年

局外人》美国版的序言中说，默尔索远非麻木不仁，有一种深层的激情让他充满活力。默尔索选择做局外人是因为他“拒绝撒谎，拒绝为自己的情感戴上种种面具，于是社会立刻觉得受到了威胁。他不是一个边缘人，只是一个一无所有、赤裸裸的人，钟情于不会留下阴影的太阳”。这样一个拒绝撒谎的人，在死亡来临之前，对生命荒诞本质的体验让他觉得自己过去曾经是幸福的，现在仍然是幸福的，他一点也不后悔，因为他掌握着自己的命运，他对他的生命和那即将到来的死亡都有把握。“是他主动迎来了这一切。在怀有希望的精神遭到毁灭性惩罚时，他仍能够平静地，甚至是满怀幸福地接受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