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架”与“平安扣”，比较文学如何寻找中国文化基因？

(东西问)叶舒宪：“十字架”与“平安扣”，比较文学如何寻找中国文化基因？

中新社北京5月29日电 题：叶舒宪：“十字架”与“平安扣”，比较文学如何寻找中国文化基因？

作者 文龙杰 徐皇冠

比较文学是以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为比较视域而展开的文学研究。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文科产生了独特的理论贡献和理论创新成就，比较文学的研究和教学在其中先行一步。

引领文化交流，发掘文明基因，形成“中国视角”，中国比较文学发挥了何种作用？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叶舒宪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就此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比较文学在催生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方面发挥了何种作用，有何相关理论命题？

叶舒宪：改革开放给中国文科学术带来的巨变，首先是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的融通与接轨，终结闭关锁国状态下的理论匮乏。比较文学界参与译介的各种理论和批评流派，从原型批评、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生态批评到后殖民理论等，均在国内引发讨论和应用热潮。在此基础上才有中国版的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建构尝试，至今也成绩斐然，如东学西渐论、失语症论、变异学、形象学、译介学、汉字符号学、重开丝绸之路论、文化大小传统论、玉成中国论、万年中国论、文化文本论等等。比较文学界成为催生中国话语的一个主要领域。

　　“天工汉玉——徐州汉代玉器精品展”上的S形玉龙佩。中新社记者 翟羽佳 摄

中新社记者：这些理论在激活中外文化交流、引领文明互鉴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

叶舒宪：以文化大小传统理论为例，西方学界本来认为大传统指城市的、文字的、精英的文化，小传统指乡民的俗文化。我们则以时间长短作为客观尺度重新界定：先于文字的文化才是大传统，文字传统是小传统。这样的理论创意，为比较文化和文明互鉴带来启发：只有着眼于文化大传统，从前文字的史前时代才能有效认识催生每个文明古国的文化基因，从而把握文字书写小传统的所以然。

由此聚焦到“中国性”——即中国文化独有特征，超越以往较为空洞的中西比较观。以中国文明的特有道路为例，鸦片战争后来华的德国人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说，这是涉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大命题，张骞之前还有比丝绸更早也更持久的运输物资，即西域的玉石资源。

　　乌鲁木齐一玉石市场内，天然和田玉石摆满货台。中新社记者 刘新 摄

玉石之路是中华文明诞生之路，也是丝绸之路的前身和雏形，这方面的研究不能只靠书本。比较文学学者共组织了十五次田野考察，大致梳理出西部七省区之间的交通路线时空图谱。按照由近及远的玉矿资源位置，以多米诺方式展开，总时长约5500年，比张骞通西域的西汉年代，超出3000年以上。中国西部玉矿资源区的存在，可从国家版图由来及独有性资源依赖角度，说明“何以中国”的深层难题。世界上其他古老文明都盛行崇拜黄金等贵金属，不崇拜玉，这样的互鉴，可以开启从神话、信仰观念到行为模式，再到历史道路和文明特质的系统认知范型。

中新社记者：比较文学对新文科建设的“中国视角”有何意义？

叶舒宪：中国文科学术的最大短板，是没有自己的独创性理论体系，大学生和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开端讲述所用理论与方法时，都习惯于照搬挪用各种外来的理论和方法。针对这种偏向，比较文学界坚持三十多年鼓励关注中国问题，特别强调理论思维中国视角的重要性。对照一般的《文学概论》(基本是效法西方理论)和基于本土文化自觉立场的《文学人类学教程》(2010年)的写法，可大概了解何谓“中国视角”。后书讲述文学起源的章节，是从西周金文到《尚书》叙事的发语词的逐个解析入手，实实在在地还原出甲金文叙事的神圣信仰与王权政治语境，解释其奠定华夏版叙事文学的初始范式，从而完成“汉语文学发生考”的具体案例阐释。这样能有助于学生避免陷入无休止争论的迷宫：文学究竟起源于劳动还是巫术。

2020年8月，观众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参观“宅兹中国——宝鸡出土青铜器与金文精华”展。中新社发 杜建坡 摄

同样，从比较文化视角完成的《诗经的文化阐释》，将华夏诗歌的由来难题聚焦到“风雅颂”等古汉语关键词的逐个辨析，揭示出甲骨文汉字“风凤”同源现象的神话信仰底蕴，由此梳理出作为诗歌分类的华夏本土特有观念要义，结合第三重证据的激活作用，从西部民俗的“花儿会”两性对歌实践，说明为什么“风”与“雅”和“颂”是截然不同的文类。再从“风”的性别诱惑功能出发，通解中国文学史上从风教到风骚、风流等系列词语的语源学内涵。

“风雅颂--2014国子监中秋诗歌音乐会”上的舞蹈表演。中新社发 郭海鹏 摄

简言之，中国视角的特殊意义在于引导学生设身处地从本土语境中去体认理论和概念的文化特性，而避免不分青红皂白地滥用西方理论和文类术语，如在中国文学史著述中不加区分地套用诗歌、散文、悲剧、喜剧等术语；要启发读者觉悟，文类的文化特性是不可通约的。把国风之“风”翻译成西文的“诗”，是似是而非的误导。把《论语》认定为散文，更是伪科学的命名。当下的新文科方向，需要回到中国视角和本土立场，重新出发。

中新社记者：您作为中国文学人类学的奠基者，能否谈谈该学科对中国理论和中国话语建构所发挥的作用？

叶舒宪：比较文学阵营基本分为两块：跨国的文学交流影响研究或跨学科研究。这后一方面，正是当下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在全国高校开展新文科建设的基本宗旨。文学人类学作为文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鼎力扶持下诞生和发展，是能够代表中国比较文学特色的一个方面。

文化人类学可为所有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带来交叉视角。因为，文史哲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没有任何一科的对象不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教育制度中分设了各门研究局部的学科，却忽略了研究总体的学科。文化人类学可改变各学科的单一视角，让文化的局部和总体重新获得整合，改变以往那种学科本位主义狭隘知识结构，走出盲人摸象的被动局面。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的“四重证据法”被列入了中华外译学术项目，何为“四重证据法”？为何说其给今日学者提供一套具有新文科开拓意义的中国式研究方略？

叶舒宪：传统国学的特色，是以传世文献为轴心的一套关闭在国门以内的知识系统。我们今天称传世文献为一重证据。现代新发现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属于文献以外的第二重证据。随后又添加大量的竹简帛书等。1994年提出将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所关注的无文字社会礼俗、神话讲唱、节庆仪式等，作为重建文化传统立体性的第三重证据。在2005年又提出第四重证据：考古遗址、文物和图像等。四重证据经过整合，相当于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艺术史等多学科互动的基础上架构出一整套史无前例的新知识范式。在这种人文学科新方法论的探索实践中，才又催生出文化大小传统论、万年中国论等理论。

2020年8月，市民在位于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内参观西周早期著名青铜礼器——何尊，何尊内底铭文里包含了“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中新社记者 侯宇 摄

中新社记者：您提出“玉成中国”理论和“万年中国”理论，对确认华夏文明的最重要文化基因和思想原型有何意义？

叶舒宪：不同文明起源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文明互鉴让我们看清楚，五大文明古国中四个文明(苏美尔、埃及、巴比伦、印度)都起源于面食(小麦)农业和贵金属崇拜。唯有华夏文明起源于米食(北方小米，南方大米)农业和玉石崇拜。这是文化基因层面的最基本差异。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黄金制品，是在河西走廊靠近新疆的玉门火烧沟遗址出土的，距今约3600年。这件金耳环非常典型地代表着外来文化要素进入中国境内的坐标意义。而玉文化则是比贵金属文化早五六千年从东北进入中国，随后一路向南传播。在黄金崇拜还没有起步的时候就已覆盖国内大部分地区。我们从理论上总结为“玉文化先统一中国”或“玉成中国”。

2022年1月，观众在 “何以中国”展上参观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玉龙。中新社发 杜建坡 摄

更重要的是，玉石崇拜对华夏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建立起到奠基作用，即精神信仰方面原型作用。玉石崇拜与丝绸崇拜的组合，构成道教和佛教产生之前的中国国家信仰轴心，体现在先秦文献“玉帛为二精”的精辟概括中。可惜西学东渐以来，以西方社会的教堂和圣经为参照寻找中国信仰的努力带有很大误导性，因而在学术上失效。而从和氏璧、秦始皇传国玉玺，直到贾宝玉“通灵宝玉”，才充分体现本土信仰和实践特质，表明大传统信仰传承的巨大形塑能量和全社会弥散性。可见，研究者若不聚焦到文化基因，甚至永远说不清为什么西方式项链流行十字架，而中国式项链则流行平安扣。

中新社记者：为什么说“中国视角”是当下新文科建设的基本精神？

叶舒宪：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所传授的各学科知识，基本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从外国空降而来的。西学东渐是西方列强为主角的殖民时代的必然伴生现象。今天的文科发展，需要我们重新确立一种后殖民和解殖民的文化立场，只有这样，文化自觉才能落到实处，不至流于喊口号。新文科的宗旨不光指知识要更新，还要彻底终结中国人习惯没有自己理论的被动局面。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和形式应有所创新和突破，如果没有自己的理论建构和理论输出，将永远停滞在为他人打工的境地。(完)

受访者简介：

叶舒宪，文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首批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现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荣誉会长。曾任美国耶鲁大学客座教授，英国学术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荷兰皇家学院访问教授，《20世纪国外文艺学丛书》《神话学文库》等多种丛书主编。1993年获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称号，1996年首批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荣获霍英东青年教师研究奖、首届、第二届、第八届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著述等身，在比较文学、文化研究、文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曾在《中国比较文学》《文艺争鸣》《民族艺术》等刊物开辟个人专栏，在革新人文学科方法论方面起到引领作用，所倡导的文学人类学已在国内形成声势可观的新流派。已出版《文学与人类学》《中国神话哲学》《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等专著50余部，译著7部；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文化》《哲学研究》《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等发表论文6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