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江苏省委网信办、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文物局指导，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主办，紫牛新闻、扬子晚报网承办的“江苏十三宝”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帷幕，由广大读者网友投票并结合专家评比，将有十三件宝物代表着江苏十三个城市脱颖而出。苏州市有什么宝物？看看吴中博物馆怎么说。  

朱碧山银槎

一、朱碧山银槎

朱碧山银槎斜长22厘米，宽7.5厘米，高11.4厘米。

朱碧山，字华玉。元嘉兴路嘉兴县人，居麟瑞乡魏塘，流寓木渎。是元代著名的铸银工匠。此器作槎（木筏）形，一老人背靠槎尾而坐，仰首束发，长须髯髯，身着宽袖长袍，腰束飘带，神态易燃，双目注视远方，作乘槎凌波之状。槎身为枯枝杈枒，瘿节错落，其为斜翘，枯峰四起。槎背部有细瘦阴刻铭文“至正乙酉朱碧山造”。整器设计精巧，造型奇特，錾刻精细，是难得的工艺珍品。这件作品融入多种技巧，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朱碧山造银槎杯，构思巧妙，技艺精湛，体现了元代银作工艺的高难度技术水平，是元代银器中的艺术瑰宝。 

黑衣陶刻符贯耳罐

二、黑衣陶刻符贯耳罐

黑衣陶刻符贯耳罐高12厘米，口径8.8厘米，澄湖遗址出土，属良渚文化时期。

泥质黑衣陶，作方唇、直口、高领、溜肩鼓腹、平底，颈下部饰凸弦纹一周，两侧置对称贯耳，器表打磨光滑。外腹部有四个刻划符号，呈左高右低中间略高的形式横向排列，为陶器烧成后用锋刃器刻出。

关于这四个刻划符号的考释，学术界众说纷纭。著名考古历史研究学家、古玉器文化研究学者张明华认为从左起第一个刻划结构与崧泽文化的鱼形刻划大同小异；第二个刻划形体结构与甲骨文的“戊戍”、“戌”字致；第三个刻划可能与甲骨文“五”字有关，或许是与“五”有关的合文；第四个刻划在江西吴城文化、山东北庄大汶口文化、甘肃马厂及寺洼文化遗址中都有发现。唐兰认为是“俞”字的原始象形字。

中国科学院历史地理学家、古文字研究专家黄盛璋认为第四个刻划是房屋的象形，竖划代表立柱其上部分似屋顶，如果自左至右读，它们似乎记录了距今四千多年前澄湖地区有一个以鱼为图腾的强大部落联盟，曾经征伐吞并了许多与之毗邻的擅长造船的氏族，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自右至左读，这四个刻划似乎是一个以鱼为图腾的部落曾经制造了一批玉戚的记录。著名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专家李学勤在《良渚文化的多字陶文》中认为这四个刻划符号是“巫钺五偶”。以上都是用解读甲骨文的方法来进行考释。著名古文字学家和古典文献学家裘锡圭则认为，良诸文化即使出现了原始文字，“它跟古汉字恐怕不会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最近，巴蜀古文字研究学者钱玉趾在《良清文化的刻划符号及文字初论》中说：“良渚陶壶上的字符可以认为是文字。吴县澄湖黑陶罐上的四个刻划符号和马桥遗址国把杯底两个刻划符号，即可能是。”又说：“良渚文化的主人应是古越人，他们的语言应是古越语，那么，良诸文化的文字应该是表达古越语的。陶壶上这类良清文化刻符可能是一种音节文字。”

综上所述，良诸文化的刻符虽与汉字没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但应属良渚文化时期的古文字，与巴蜀文字一样是汉字的先行形态，足以证明太湖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三、鹦鹉首拱形玉饰

这件文物本断为二半，后经粘合复原。玉色淡绿。器作拱形瓦状，剖面为弧形，弧长接近半圆。两端琢出对称的鹦鹉首，高肉面，钩喙，头部各有直径0.4厘米的穿孔，似为目。头部以细绳纹框边，颈与器体相连。器表以“田”形阴刻线分隔成四部分，内填蟠虺纹和羽状细化纹。器里无纹，有蜡质光泽。弧长8.4厘米，宽3厘米，厚0.5厘米。1986年苏州通安严山春秋吴国玉器窖藏出土。

此件鹦鹉首拱形玉饰应是由筒瓦形的胚料加工而成的。其特点是突出钩喙、肉冠及眼部，约占了体高的三分之一。喙、冠、眼要比真实的比例大得多，作品在写实的基础上作了夸张处理。从艺术造型的角度考察，这种抓住动物局部特征，进行概括和创造，使之巧妙地合为一体；利用动物侧面剪影勾勒器型外轮廓线，使细部与形体相统一的表现手法，正是这类玉器独特的造型风格，显示出南方吴国不同的文化风貌。 

四、古琴

古琴长135.4厘米，宽18厘米。1991年吴县长桥国防园战国墓出土，属战国时期。

该古琴形似平底独木船，通长132.8厘米，为楸枫类整木斫制，木质坚硬。面板无存，首部方形，刻凿有长方形弦槽，槽底钻有12个透孔，首部弦槽缺损一块，尾部山字形凸起，一角残断，枘槽内略残缺，首部弧高约在1.1厘米，尾部弧高约1.65厘米。琴身髹黑漆，剥落严重，仅首尾留存。

古琴为我国最早的弹拨乐器，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关于古琴的创制，考察文献记载，有“伏羲做琴”、“神农做琴”、“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等说，虽不尽可取，却说明琴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除这件出土于吴县长桥战国晚期墓的古琴外，近些年来，在楚文化分布区内陆续发现了一批先秦古琴实物，如湖北随县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十弦琴、荆门郭店村一号战国中期墓出土七弦琴、湖南长沙战国晚期墓出土七彩九弦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也出土有形制相仿的西汉早期琴。从考古出土实物看，这些先秦古琴与今天习见古琴形制存在很大差异，它们的面板与底板分离，需弹奏时浮搁在一起；面板又分为半箱体和实木长尾两部分，尾端稍上翘，末端有过弦凹口，背面有一长方形足池，安有一方形弦轴；在面板上尚无标示泛音位置的琴徽，有效弦长也明显短于后世，属无徽琴；琴弦根数也多少不一，直至汉魏时期方才形成七弦古琴的定制。

该件古琴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和断代依据，为我国目前发现为数不多先秦时期琴的实物之一，具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是珍贵的国家一级文物。 

五、双鸾瑞兽纹铜镜

双鸾瑞兽纹铜镜直径26.8厘米    通高0.9厘米，以铜锡合金为原料铸造，镜面光素用以照容，镜背装饰花纹或铭文。

呈八瓣菱花形，镜背分三层纹饰布局，镜背中央伏卧一兽，腹下有一孔，形成镜钮。内切圆将纹饰分为内外两区，外区分饰八组飞鸟、蝴蝶和花草纹，内区饰双鸾双兽，间饰缠枝莲纹。鸾鸟瑞兽纹铜镜是盛唐时期最流行的镜类之一，从纪年镜的资料中可知，大约成镜于武则天长寿年间，菱花镜也始铸于这一时期。

铜镜的铸造历史悠久，迄今发现最早的铜镜出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商、西周和春秋时铜镜有零星发现，战国时铜镜盛行，产量大增。汉代是我国铜镜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代是继汉代之后的又一个制镜高峰。唐代铸镜中增加了锡和银的比重，使镜面更加光洁，映影更加清晰。唐代铜镜造型上更加丰富，除菱花形外，还出现了葵花形、八角形、亚字形等多种形状，纹饰题材包含花卉蝶鸟、奇禽异兽，神话传说等，还增加了带有西域色彩的海兽葡萄纹、打马球纹等装饰题材。装饰方法有浮雕、镶嵌、鎏金等，并且出现了金银平脱、螺钿镶嵌、涂釉、涂漆等新工艺。

唐镜纹饰布局打破了规矩分布的格局，此镜中鸾鸟、瑞兽和花鸟线条简炼流畅，鸟羽细腻分明，是唐镜中的精品。 

六、青瓷扁壶

青瓷扁壶高25.8厘米  口径5.4厘米  腹宽23厘米  足宽19厘米，1976年枫桥狮子山一号墓出土

器身扁圆形，方唇直口，饰凹弦纹一道，肩部以圆圈和菱形组成装饰带。前、后腹面以圆圈环带联成鸡心状，并贴塑铺首衔环各一个。肩部左右有一系，腹部各有系二。椭圆形高圈足，外撇。表面施茶绿色透明釉，圈足底内不施釉，露胎处呈褐红色。

此壶1976年出土于枫桥狮子山一号墓，同墓伴出有“元康五年七月十八日”纪年砖，是一件有绝对纪年可考的西晋器物。扁壶的称谓始于刘宋州，宋《博古图》释扁壶云：“形制特扁，故因其形而名之。”根据考古发现，西晋时期扁壶称“埤”。浙江上虞县百官镇西晋墓中曾出土一件青瓷扁壶，壶的底足刻有“先姑埤一枚”字铭。江西九江地区曾收集到一件汉代铜扁壶，铸铭“钾”。湖北省江陵纪南城凤凰山167号汉墓中出土一件漆扁壶，名为“柙”。由此可见，汉代、三国两晋时期，扁壶的正名为”钾“、“柙“、“埤”。质地不同，其名的偏旁各异。

这件扁壶形体浑厚，釉色滋润，装饰精细，制作精湛，作为有绝对纪年的断代标准器，历史、艺术、文物价值极高。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沈昭

校对 李海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