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作家余华成为了社会热议的焦点。其一，沉寂八年，余华的新作《文城》引人瞩目，成为了文学青年和批评家集中讨论的对象；其二，他在3月10日的一场商业活动中以“如何在中高考作文中拿高分”发表演讲，一下子把知名当代作家推到了舆论潮头。“文学已死”的声音一时刷屏。也有好事者质疑称，“高考未过的作家哪能讲好中高考作文”“余华的建议不具备操作性，不能当真”云云。
网上曾有个段子，听来好笑但的确应景：我批评冰箱不好就非得会自己制冷吗？何况余华本身的文学素养和创作水平无可置疑，《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几乎已经是和他的名字一起，成为人们能脱口而出的经典。事实上，余华似乎也预想到了这些质疑。他在演讲一开始就对自己的身份做了说明，他是以“参与过学生作文评比并曾与中小学语文老师一道共事”的身份来分享这个主题的，这显然是正当的。
余华分享的内容主要有三点：第一，标题宽泛与否可以影响作文的张弛；第二，要有一个中心、一个重心，不能跑题；第三，要有亮点，学生要准备一些佳句作为开篇。这些建议同中学老师提供给学生的其实并无二致，他也根据自己的评奖和创作经验给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至于这些建议是否能够实践，则需要靠学生来检验了。
那么，为什么会有人悲观到大呼“文学已死”呢？无非是觉得余华的身份同这场活动很不相称。一种观点认为，文学是高雅的，这场活动是商业性的，余华“落俗”了；另一种观点则是，文学不同于作文，让作家来指导应试是“大材小用”了。
就第一种观点来看，余华参与商业活动本身是他的自由，只要不是被胁迫的，无可指摘。近些年，大量的所谓“端坐象牙塔、稳居蓬莱阁”的鸿学博儒、名家巨擘越来越多地走向大众。国内一等一的法学家张明楷教授就同某企业合作，推出了刑法学的课程。类似的活动很难不说与学生的应试需求相关，但它们都在客观上让学问真正地“走出来”了。文学不光要走出来，还要走在前面，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就喊出过“白话文学”“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的口号，文学当然应该是面向大众的，哪怕是以面向市场的形式呈现。
再说第二种观点。在现场，余华刚一登台，负责串场的主持人就说这场演讲“不谈文学，只谈作文”。这像极了一种隐喻，道出了应试教育的尴尬：世界级的作家在指导学生如何写作文，而且这作文和文学还如车之两轮，没有交点。坦诚地说，今天的语文教学引起的不满远不止于此，但这绝不是语文课程设计的初衷。中高考作文显然不是要学生“掉书袋”，而是要考查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围绕特定的话题，调动自己的积累、日常生活的思考并组织语言加以表述的能力。各种讨巧的技法出现，不过是机械地拆解目标，将作文“任务化”的结果，这是偷懒的表现。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教育评价制度和机制，发展素质教育”。中高考作文和日常的作文教学就应当以此为遵循，从培养学生的作文技巧转向培养学生的写作素养，让学生“愿写”“会写”“写好”。
声明：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搜狐号系信息发布平台，搜狐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