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给家族攀亲带故的做法，在古代政坛属于基本操作，没法较真。而到了王政君的爷爷这里，还真的有些传奇行为。

汉武帝时期，王政君的爷爷王贺担任了“绣衣直指”，是一种专门执行皇帝亲自指派案件的特殊官员。

当时的汉武帝推崇“酷吏”，除了张汤、王温舒、杜周等著名狠人之外，王贺的同僚里也有诸如暴胜这种动辄杀人上万的凶残人物。但王贺却相当例外，他宅心仁厚，经常对人网开一面，甚至一些强盗、渎职官员都被他法外开恩。

由于这种有“破坏司法公正”嫌疑的做法，王贺被汉武帝免官。但他一点也不后悔，甚至颇为得意：“听说救活一千人，子孙便能得到封赏；我救活的有一万多人，难道后代将要从此兴旺了吗！”

这难免让人怀疑，王贺是有意在替后代积口碑、攒人脉。后来，他回到魏郡担任三老（负责教化的乡官），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戴；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者甚至断言：八十年后，王家“当有贵女兴天下”。

这个“贵女”，自然就是孙女王政君了。

据称，王政君的母亲怀她的时候梦见月亮扑入怀中（这种套路，你懂的）。但王政君长大后，不但没什么吉利色彩，反而一度显得比较“晦气”：

虽然因性情柔顺、谨守妇道被门当户对的人家相中，但还未等到出嫁的那一天，未婚夫就死了；后来，东平王刘宇准备纳她为妾，但还还未等她进宫，东平王也归西了。

如此巧合，父亲王禁不禁有些慌，于是便请来术士指点迷津。这位高人给王政君看过相后，只说了六个字——“当大贵，不可言”。

十八岁那年，机会果真来了：王政君被选入宫，但当时的级别只是等级最低的“家人子”，即：没有任何品级、身份。这么看来，貌似与“大贵”压根沾不上边。

但在一年后，幸运之神就莫名其妙地降临了。当时正值汉宣帝在位后期，这位将西汉王朝带上全面顶峰的雄主，内心却也有柔软处，那就是对结发妻子许平君真挚情感。在妻子早亡后，他对两人所生的太子刘奭自然格外关爱。

而在这一年，刘奭的太子妃突然病亡，临终前控诉自己是被人诅咒而死。性格温和柔弱的太子大为悲痛，长期自怨自艾、不接触任何女子。汉宣帝看在眼中、愁在心头，便命皇后挑选了五个年轻姑娘供刘奭挑选。

刘奭是个孝顺孩子，虽然实际上对这五个貌美如花的姑娘毫无兴趣，但为了不辜负皇后的苦心，便随口说其中一个还行。至于具体是哪个？身边太监只好自行脑补了，王政君当时穿了身独特的红色衣服，而且坐的离太子最近，于是便意外地成了幸运儿。

被送进太子宫的王政君，一年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升级为爷爷的汉宣帝喜出望外，亲自为嫡皇孙起名为刘骜，经常带在自己身边照顾。

又过了三年，汉宣帝去世，太子刘奭即位，是为汉元帝；他的太子自然是嫡长子刘骜，而王政君水到渠成地母仪天下。

“当大贵，不可言”的预言，仿佛真的成为了现实。但纵观封建时代，身在令人垂涎的权利核心，谁又能保证自己的地位永固？

王政君地位的来源，说白了就是母凭子贵。但纵观在历史上有个规律：太子立的越早、在这一岗位上待得越久，被废的几率也就越大。

刘骜就遇上了这种危机。

首先，他生性贪婪杯中之物，被父亲贴上了“无才”的标签；

其二，汉元帝宠爱的傅昭仪生下了定陶王，这个弟弟跟刘骜完全是两种人，多才多艺、聪明伶俐、性格乖巧，由此汉元帝对其特别的宠爱，不仅食则同桌、行则同辇，甚至经常生出废立的念头。

这对整个王家而言，无异于存亡危机之际：一旦刘骜被废，王政君的皇后之位也将随之泡汤，而王氏家族也将随之衰落、甚至被清除。

但王政君并不是个简单的妇道人家，她与担任卫尉侍中的哥哥王凤沉着应对。一方面，他们联合丞相史丹，坚决拥护太子的地位；另一方面，王政君在宫中小心敬慎、从无逾越规则之举。这么一来，汉元帝也于心不忍，加上他本就孝顺，一想起先帝对刘骜的宠爱，便断了易储的念头。

这次有惊无险的经历，保住了太子，也保住了王政君和整个王家。并且，刘骜从此对自己的舅家给予绝对信任，由此对西汉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公元前33年，刘骜即位，是为汉成帝，而王政君自然升级为皇太后，王凤则官封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在西汉，领尚书事是朝廷中的实际执政官，而大司马大将军则享有军权；再加上刘骜一如既往地沉湎酒色、荒于政事，朝政大权几乎完全落于王凤之手，王氏家族的势力也随之日益强大。

到了公元前27年，王氏家族一门五人同时封侯，人称“五侯”；并且“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诸曹，分据势官满朝廷。”王家的子弟，几乎占据了所有重要岗位，天下仿佛不再姓刘，而姓王。

当然了，刘骜虽然荒唐，但并不愚蠢，他也曾动过打压王氏、收回权力的心思。但在一方面，他总是念及母舅一家的恩情（毕竟他从小就依仗舅舅），不愿痛下狠手；另一方面，王氏家族权势过大，而且母亲王政君总是在关键出手，成功帮助家族避开危机。

就这样，王氏家族屹立不倒，在王凤死后，代替家族掌权的变为王政君的侄儿、大名鼎鼎的王莽。

汉成帝死后，由于没留下子嗣，侄子刘欣接班，是为汉哀帝。由于这位新君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王政君充分展现出高超政治智慧：她以退为进、韬光养晦，命令王莽辞官回家，以避免与新的外戚集团产生正面冲突：“诏莽就第，避（哀）帝外家”。

汉哀帝仅仅在位6年就驾崩，随后，身为太皇太后的王政君立即抓住机会出手，她召回王莽、任命其为大司马，随后迎接年仅9岁的刘衎（kàn）为帝，是为汉平帝。

随后王政君临朝听政，将朝政全权托付给侄子王莽，汉朝大权再度归于王氏之手，并且达到了新的顶峰：此时的王莽已不甘于当一个辅政的外戚，而是要自己当皇帝。

随着王莽处心积虑地迈向帝王之位，一手提携他的王政君却体现出了矛盾的一面：在她看来，天下是夫君家的；自己最怀念的，仍旧是过去当皇后、太后时的生活。

因此，当后来王莽前来索要传国玉玺时，王政君痛斥侄子忘恩负义，甚至骂其“猪狗不如”，但这也改变不了现实，最终只能以怒摔玉玺发泄愤怒（传国玉玺是从此缺了一角）。

王莽正式篡位后，王政君以及身边人仍旧穿着汉室衣物、使用汉朝历法，以此表示自己最后的倔强与坚持。

王政君一生充满了传奇，她因偶然原因当上太子妃，但却一口气在后位（皇后、皇太后、太皇太后）上待了时间61年；虽没当过直接统治者，但却影响（甚至主导）了西汉政坛半个多世纪；她率领家族达到了中国古代“外戚”这一群体的巅峰，还造就了一个奇葩而又现象级的皇帝王莽。

而这背后，是中国古代外戚专权困境的完整逻辑演变轨迹：年幼的新君手段、经验不足，难以驾驭复杂的封建政治，只能依靠自己的母亲；而太后身为女流，力量亦然不足，于是只好选择让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娘家兄弟当帮手......这么一来，外戚势力就如同滚雪球般兴起、膨胀，直至对皇权产生威胁，最终产生可怕的反噬后果。到了这个时候，当初的始作俑者：皇太后，即使想维护自己的夫家，也只能有心无力、望而兴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