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的作家如余华、迟子建、蒋韵、刘震云、谈歌、李佩甫、李唯等，并不是北京“土著”作家。但《北京文学》以其巨大的影响力吸引了这些作家并发表了重要作品。余华的《现实一种》是其引起文坛注意的重要作品。陈晓明说，对于“文学怎么描写现实”“小说怎么表现真实”这类问题，余华在1988年通过《现实一种》做出了激进的回应，也可以说他做了一个极端的实验。这篇作品直到今天读来还很有力度，令人感到余华文字的那种刀刀见血的力道，以及背后透出来的那种残酷和令人绝望窒息的现实感。张燕玲认为迟子建的《零作坊》讲述了关于屠宰场女主人翁史美痛楚而浪漫的故事，正是迟子建“理想主义的抒情性”的一次变奏。作者以屠宰场心性浪漫的女主人所象征的理想主义，来反观残酷的现实存在，让翁史美分裂又自然的人格，在牲畜血腥与艰难人世间生长出灵魂之花。孙郁评价蒋韵的《心爱的树》说，蒋韵感知世界的方式与同代人多有不同。她从畸形的生活里看到了被压抑的美，而一切都没有答案。而对于沧桑岁月里温情的表述，是非左翼式的。我们于灰色世界的苦楚里，却感到了暖意的光泽。白烨认为刘震云的《单位》“不露声色，嘲尽世情”。在我看来，《单位》确有世情性，但更重要的是，刘震云在那个时代独领风骚，构建了“新写实”巨大的文学潮流。何平说到对谈歌《天下荒年》的思考，一定意义上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起点，也是文学的一个重要时代主题。但小说对旧生活的拷问，显示了谈歌的文学视野和思想深度。何向阳评论李佩甫的《无边无际的早晨》是与生俱来的乡愁，指向人类的黄金童年。李唯的创作数量并不多，但这部《1979年的爱情》塑造了三个性格迥异的人物。那一波三折的爱情婚姻让人一言难尽，但艺术上却别出心裁绝处逢生。这些可谓各种文学潮流的领军人物及其代表性作品。

而入选的邓友梅、刘恒、徐小斌、叶广芩、毕淑敏等作家或是北京人，或有北京生活经历，但并不是都写传统的“京味小说”。可能只有邓友梅的《那五》写了地地道道的老北京，现在看来殊为难得。贺绍俊说《那五》有“超越时代的共名性”，所言不虚。至今那五的面孔仍然活在我们的记忆中，那个时代的风情画也让我们记忆犹新。刘恒、叶广芩、毕淑敏和徐小斌虽然没有写北京生活，但我认为他们的小说无可置疑地与北京有关：是北京的经历或阅历照亮了他们的生活积累，北京的地缘优势使他们获得了不一样的文学视野。刘恒的《伏羲伏羲》对人性的开掘、对人欲望的觉醒与对非人性的“伦理秩序”的挑战，是那个时代冲决一切思想牢笼的极端化和形象化的阐释。它的文学性是那个时代无与伦比的鲜红玫瑰。毕淑敏的《预约死亡》表达的是生命伦理学以及临终关怀和安乐死等话题，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今天，仍有初次阅读的惊悚和震撼。在贺绍俊看来，叶广芩的《状元媒》捍卫人的尊严是其主题之一，叶广芩也将这一主题一直延伸到接下来的写作中，她特别赞赏那些处于危难或卑贱之中的人不畏权贵、不受诱惑，为捍卫自己的尊严所做的哪怕很细微的一个举动。而《对一个精神病患者的调查》应该是徐小斌的成名作，小说写的几乎是一个“症候性”的事件，在理想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发现的时代，小说的“雅努斯”面孔令人耳目一新。这些优秀的中篇小说，犹如繁星般地镶嵌在《北京文学》的星空中。

文学选本是文学经典化的方式之一。当然，不同的选本一定要受到时代的限制，所谓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仅指当代人在新的文学实践条件规约下和新观念的支配下创作的新作品，同时也指不同时代对过去文学经典的再认识和再发现。这也正是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也就是经典文学的经典性。抑或说，即便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经典文学一直具有被再发现、再阐释的可能：过去我们曾经强调的经典作品某些方面的价值和创造性，遮蔽了它们具有的更丰富的内涵，或者说，因时代带来的不同局限、问题或困扰，我们总会以“片面”的方式强调经典的某个方面。这不仅可以理解，而且是难以超越的。因此，文学经典一直处在建构的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确认和构建文学经典，应该是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北京文学》编辑部编选的这套经典，其价值也正在这里。

内容来源：《文艺报》2021年1月11日5版

微信编辑：晓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