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党与反动派的长期斗争中，反动派不仅采取残酷镇压，而且还经常采用造谣诬陷等手段，企图造成我党内部的混乱。
比如诬陷周恩来的“伍豪事件”，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1932年2月16日至21日，上海《时报》《新闻报》《时事新报》等几家报纸，先后登出了一条《伍豪等243人脱离共产党启事》，顿时激起了轩然大波。
这个“伍豪”，就是我党在上海临时中央的重要负责人周恩来的化名，可以想象，这条“新闻”造成的危害有多大，不仅会使党内造成巨大的分化瓦解，也会使许多党员和革命者产生动摇，其效果比蒋介石的军事围剿还要大！
为了粉碎反动派的阴谋，远在江西中央苏区的毛主席，第一时间就发表声明，指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诬蔑！”
同时，上海地下党的刊物《斗争》《实报》，也发表了辟谣声明《反对国民党的无耻造谣》。
但是，无论是中央苏区还是地下党的声明，在当时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声音都是微乎其微的，广大民众是无从知晓的，要想有效反击反动派的谣言，必须要通过大众媒体发布。
可是，在地下党遭受重创，几乎所有人员都不得不转移的情况下，想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怎么办？
在这个紧要关头，一位民主人士站了出来，就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
陶行知是近代著名的平民教育家，曾经创办过晓庄师范，师生中就有许多地下党，陶行知非常赞赏他们的革命思想和斗争精神，大力支持和掩护他们的地下工作，经常支持他们举行的反帝反独裁的爱国示威活动，结果被反动派盯上了，不仅查封了晓庄师范，逮捕杀害了13名师生，还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的罪名通缉陶行知，陶行知不得不流亡到日本。
《申报》总经理史良才对陶行知非常敬重，就冒着风险，聘请他为《申报》总管理处顾问。
九一八事变后，陶行知以“不除庭草斋夫”为笔名，在《申报》副刊《自由谈》开设专栏，发表了100多篇文章，谴责蒋介石不抗日打内战的无耻行径。
《申报》的公正立场，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满，但由于《申报》有着非常深厚的民意基础，一向标榜“三民主义”的蒋介石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取缔封杀，只能采取恐吓逼迫的手段。
比如那个《伍豪启事》，反动派第一时间就找到《申报》，要他们立即刊登，但陶行知和史良才一直压着不发，反动派的“新闻检查处”恼羞成怒，派人上门威胁，被逼无奈的《申报》才最后一个发布了那个声明。
当时，距其他报纸发布已经过去了一个星期，对新闻而言，早已是“明日黄花”。
尽管《申报》用这种方式表达反抗，但陶行知还觉得不够，就在发布声明的第二天，又用“伍豪”的名义发布了另外一则截然相反的声明，巧妙地利用广告的形式发布，既从法律角度上让反动派抓不到把柄，又让眼明人一看便知其涵义。
声明是这样写的：“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床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接着，《申报》又大胆地刊登了中央特科的一则“广告启事”，是用周恩来的另一个化名“周少山”的名义，请法国律师巴和代登启事，以否认《伍豪启事》，是这样说的：
“兹据周少山君来所声称，渠撰投文稿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产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豪之名除撰述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渠无关。”
这两则“广告”，经发行量巨大的《申报》一发出，立即让无数群众心知肚明，原来那只是反动派的谣言，根本不足为信！
陶行知、史良才这些爱国民主人士，明知这样做会遭到反动派明枪暗箭的报复，但他们本着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和支持，毅然决然地这样做了，足以显示民主人士和中国共产党之间长期风雨同舟的伟大友谊。
由于长期操劳过度，陶行知先生于1946年7月25日病逝，年仅55岁。
周恩来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称赞道：“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参考资料：《伍豪事件始末》《光明日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