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钢琴家王羽佳摘格莱美奖，她是穿紧身裙的古典乐演奏大师

2月5日，第66届格莱美音乐颁奖礼在美国洛杉矶加密竞技场落下帷幕。被誉为“钢琴魔女”的中国钢琴演奏家王羽佳凭借专辑《The American Project》斩获格莱美最佳古典器乐独奏奖。这使她成为该奖设立以来第一个获奖的中国钢琴演奏家。王羽佳被称为当今最优秀的钢琴家之一，乐迷对她高超的技巧指法和情绪表达津津乐道，也关注她多彩的裙子和“恨天高”鞋子。她曾在纽约卡内基大厅用四小时三十分钟完成了一次“音乐马拉松”，演奏拉赫玛尼诺夫创作的四部钢琴协奏曲与《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如果有任何人能完成这场马拉松，那一定是王羽佳。只有她，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与坚定不移的专注做到了。”

格莱美上的中国明星

当地时间2月4日，第66届格莱美颁奖礼在美国举行。“霉霉”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获得年度专辑、最佳流行专辑大奖，成为首个四度斩获年度专辑大奖的艺人。麦莉·塞勒斯（Miley Cyrus）斩获年度制作、最佳流行歌手两项大奖，首度获得格莱美奖肯定。提名榜上的大热门SZA实现9提3中，摘得最佳流行对唱/组合、最佳R&B歌曲、最佳进步R&B专辑大奖。

不过，最受中国网友关注的还要数中国钢琴家王羽佳，凭借专辑《The American Project》，她与路易斯维尔交响乐团的指挥家泰迪·艾布拉姆斯（Teddy Abrams）共同获得格莱美最佳古典独奏奖，成为首个获得该奖的中国钢琴家。

在熟悉王羽佳的听众看来，这一奖项对她而言是实至名归。大约一年前，王羽佳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与费城交响乐团、指挥家雅尼克·尼泽-塞冈（Yannick Nézet-Séguin）一起上演了一场拉赫马尼诺夫马拉松，在四个半小时内演奏音乐家拉赫马尼诺夫创作的四部钢琴协奏曲和著名的《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纽约时报》称赞为“一生一次的音乐壮举”。

回到国内，王羽佳又在2023年年末进行了跨越19天、走过9座城市的独奏会巡演，堪称古典乐坛的盛况。

站在媒体聚光灯下，王羽佳无疑是当代中国最受欢迎的钢琴家。就连她的情史也被人津津乐道。2023年2月14日，王羽佳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她与27岁的芬兰指挥家麦凯莱（Klaus Mäkelä）的爱心照，并配文：“情人节快乐！给大家分享爱！”据了解，麦凯莱生于芬兰的一个音乐世家，毕业于著名的西贝柳斯学院，曾跟随芬兰著名指挥家帕努拉（Jorma Panula）学习指挥。年纪轻轻的他已经身兼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首席指挥、奥斯陆爱乐乐团首席指挥、巴黎管弦乐团艺术总监、图尔库音乐节艺术总监等多个重要职务。但据最新消息称，目前王羽佳与麦凯莱疑似分手，理由是她在社交网站Instagram上取关了麦凯莱。

▲王羽佳专辑获格莱美奖。

读伍尔芙的年轻大师

“我知道我是神童。”2016年，王羽佳对《纽约客》记者珍妮·马尔科姆（Janet Malcom）说，她至今还记得“做神童的感觉”：“他们现在还叫我‘神奇小孩’，我第一次去北京的音乐学院的时候，所有孩子都看着我，我那时候已经成名了，他们就像看动物园里的另一个物种那样，（眼神在说）‘我的天，她来了’。”王羽佳出生在北京，她的母亲曾是舞蹈家，父亲打鼓。她小时候喜欢随意按按家里老钢琴的琴键，那是父母的结婚礼物。母亲曾希望她学跳舞，但王羽佳选择钢琴，因为“弹钢琴至少能坐着，不那么累”。

就像中国千千万万学琴的孩子，王羽佳四岁半开始正式学琴，六岁开始表演。为了培养王羽佳，她的钢琴老师提出集体攒钱来给她买专业三角钢琴。庞大的钢琴占据了王家的房间，她的父母“有时候要睡在钢琴下面”。因为父亲的鼓手背景，王羽佳形容他是“音乐纳粹”，“他要求我在音符和节奏上干净整齐，我父亲有一双好耳朵。”九岁，王羽佳被送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当时的她弹莫扎特“会怯场”，“其他孩子在音乐会前很紧张，我却很安静。”十四岁，她前往加拿大的音乐学院学习，之后到美国古典乐重镇费城柯蒂斯音乐学院，师从钢琴家加里·格拉夫曼（Gary Graffman）。2003年，王羽佳在瑞士举办欧洲首演，两年后顶替临时缺席的钢琴家拉杜·鲁普（Radu Lupu），完成了北美首次演出。之后与德意志留声机公司签下唱片合约。

走上专业舞台后，让王羽佳超越他人的是她的生命力、激情与饱满的性格。王羽佳爱阅读，她看伍尔芙的《海浪》，也读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但她对这些严肃作品的态度并不完全是严肃的。当以精确观察、记录被采访对象出名的马尔科姆评价王羽佳“读的书都很有思想性”时，她俏皮地回应：“不，我也爱读快餐小说。”马尔科姆观察到她独居的公寓里有巨大的钢琴，钢琴上包裹着织物，好在练琴时尽量不打扰邻居，“顶尖音乐家的生活比一般人想的更普通”。王羽佳的家稍显凌乱，“床上可能还有几个毛绒玩具”。当马尔科姆提出带上自己的笔记本再次拜访时，王羽佳婉拒了，“也许是因为家里太乱，钟点工还没来打扫”。

▲2012年，王羽佳在伦敦表演。

她爽朗又有幽默感，在Facebook主页介绍中说自己是“以自我为中心、不顾外界评论的首席女王”。她健身，爱喝酒，喜欢时装，调侃著名高跟鞋品牌Manolo Blahniks“对我来说还不够高”。2010年，有人询问王羽佳古典音乐家之外，哪些人对她有巨大影响。“Lady Gaga”，她回答。2017年，王羽佳到加利福尼亚演出，在唯一的休息日到环球影城游玩。她戴着大墨镜，说自己最喜欢《史莱克》里那个傻里傻气的驴子。她对记者说，做钢琴家的好坏很分明：“好处是我可以独自周游世界，彩排、表演。坏处是我得自己背着我的礼服裙子，还要时刻记得护照放在哪，千万不要弄丢了。”

“说衣服挺没意思的”

陪伴王羽佳周游列国的裙子一度将她推到风口浪尖。她爱穿紧身、短小的裙子，经常露背，超高跟鞋是必备，经常根据不同的曲目换衣服。2011年，乐评人马克·斯伍德（Mark Swed）批评她的紧身裙“但凡再短一点，就会让音乐厅限制十八岁以下观众在没有成年人陪同时入场”。《新评论家》（New Criterion）甚至说她的裙子“像脱衣舞娘的衣服”。她到意大利的一个教堂里演出，被要求换件衣服，“他们说我对耶稣不敬”。王羽佳多次在媒体采访中回应，揪着衣服不放“很没意思”：“我穿短裙，因为我觉得古典乐就是我的派对。”

“如果一个漂亮的男钢琴家穿了紧身裤，我不会关心衣服之下有什么。如果音乐是美丽而感性的，为什么不能为它穿上同样美丽的衣服？”她对英国《卫报》回应。《华盛顿邮报》评价，针对女音乐家的着装讨论个不停，因为古典乐舞台上的女性从来都没有合适的衣服。“在过去很多年里，我们没有女指挥家、女表演者。她们不知道自己应该穿什么。”女人们要么穿上男人的西服，要么“为晚礼服的拉链心烦意乱”：“人们在暗示着，舞台上的女性穿得性感是不好的，古典乐不应与俗气的流行风格一起出现。是，王羽佳的裙子很短，很紧，但在现实生活中——在古典乐泡沫之外的世界里——对于一个年轻的明星来说，它并不是不寻常的奇装异服。”

“与其说王羽佳的裙子应该让音乐厅禁止十八岁以下观众入场，不如说她的举止（她那令人耳目一新的、朴实的现代年轻女性做派）和她非凡的才华，为我们吸引十八岁以下孩子进入古典乐世界提供了一些最好的机会。”《华盛顿邮报》2011年写道。在之后的几年里，听众们很快发现，无论怎样的裙子或高跟鞋都不能损伤王羽佳精湛的演奏技巧。她的着装只是音乐会开始之前的花边新闻。王羽佳没有本末倒置——她首先是一流的演奏家，之后才是爱穿多彩裙子的女性。

“我觉得古典音乐很好的一点就在于它很丰富，其实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像，有很多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精彩。”王羽佳说。童年时，母亲带她观看的芭蕾舞《天鹅湖》是她的古典乐启蒙，她承认由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创作的著名交响乐“开启了我对俄罗斯浪漫派的热爱”：“我一遍又一遍地听，我无法描述它到底是什么，我只想不断地聆听它。”

“我记得自己第一次听到不同音乐时的感觉，我记得那个地方，那个味道，我记得我和谁在一起——它们刻在我的大脑里，如果能把它们从时间里带回来，就太好了。”受柴可夫斯基影响，拉赫马尼诺夫被视为俄罗斯浪漫主义音乐“最后的代表人物”。他的第一部钢琴协奏曲写于自己十八岁时，《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则完成于六十一岁。它们要求情绪，也需要速度、精确与力量。王羽佳对《纽约时报》说，刚开始学习钢琴时，吸引自己的也是巴赫与贝多芬这样的学院派。直到十五岁，她才在柯蒂斯音乐学院里研究拉赫马尼诺夫。她形容它们“高贵、纯洁、脆弱”：“就像读俄罗斯文学，尽管很长，很啰嗦，但它真的很令人愉快。”

拉赫马尼诺夫生前非常欣赏费城交响乐团。但从未有艺术家和乐团能在一个晚上连续演奏他的所有钢琴协奏曲作品。指挥家尼泽-塞冈说，除了王羽佳，他想不到更好的人选。卡内基音乐厅的艺术总监克莱夫·吉利森也说，很少有艺术家能有“这样的耐心、专注、强度与情感投入来完成这样的壮举”。为了准备这场马拉松，以精力旺盛出名的王羽佳拒绝了一切社交生活，准备超过400页的演出曲目。乐团还为参加这次表演的所有音乐家制作了奥运会风格的奖牌，上面印着钢琴的图案，纪念这场非凡的演出。

一种超越国籍、性别和外表的激情，这也许是王羽佳如此与众不同的原因。抛开一切标签，当她坐在琴凳上，双手按下黑白琴键时，占据观众所有感官的是旋律和藏在乐谱之中广袤的音乐世界。当她的手指结束演奏，跑完这场“拉赫马尼诺夫马拉松”时，在现场观看表演的《纽约时报》音乐记者赞叹：“她似乎没有出汗。无论是在脸上，还是在表演中，王羽佳没有慌乱。她带来清新与诗意，她的演奏厚重而不浮夸，感性又不轻浮。”当这场音乐会结束时，听众们走在回家的街上，“仍然感到一种令人振奋的轻松。就像我看到许多其他的观众一样，从音乐厅’飘’到街上，无法停止微笑”。听众席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背着粉红色背包和毛绒玩具，安静地看完了整场演出。“当她和大人们一起离开时，我们想象她在22世纪的某个时候向人们讲述这场表演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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