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南京青年因一首歌判死刑，许世友：岂有此理？从鬼门关拉回

知青下乡，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谓大事件，历史给予了高度的评价，然而，就真像历史书上说的那样，知青深受农民欢迎吗？

情况可能与想象的不同，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任毅，便深有体会。

任毅是南京人，1947年生人，家境不错，也有文艺细胞，上小学的时候，便被父母送到南京小红花艺术团学唱歌，中学的时候，又加入了南京中学生艺术团，专攻二胡和吉他，妥妥的文艺才子一枚。

1968年12月26日，从南京五中毕业的任毅，响应国家号召，跟同学们坐上卡车，来到江浦县插队。

初到农村的知青们，干起活儿来很卖力，任毅更是如此，每天可以挣到9.7的工分，这在当地农村，算是屈指可数的成绩，然而，没过多久，他们便敏锐的发现，其实当地农民，并不欢迎他们。

因为他们插队的这个生产队，地少人多，很是贫困，辛苦一年，分到乡亲们手里的粮食和柴草并不多，他们的到来，虽然减轻了当地农民的负担，但却并未让粮食增产，到头来还要分他们的口粮，因此，农民们很有意见。

既然有意见，为什么还要接纳他们呢？因为村长说了，知青是上面硬性分配下来的，不要不行。

开始的时候，村民们还去所谓的知青屋走动走动“嘘寒问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也就没人搭理他们了，还私下里说，知青是“抢粮队”的，专门下乡来跟他们抢粮食。

当这样的话，传到任毅等知青耳中，他们心里有多难受可想而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心，也跌落到了谷底。

更令他们难堪的是，有家不能回，哪怕偷偷跑回家，也会被居委会发现，以“黑户”为名，再将他们赶回农村。

当时的任毅等人可谓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哪里都不待见，心灰意冷之下，他们便经常聚在一起，回忆往昔甜蜜的校园生活。

有一次聚会，有一个学生提出了个问题，农民有农民的歌，军人有军人的歌，工人有工人的歌，可是知青为什么却没有知青的歌？

大家一想，确实如此，于是，就把谱写“知青之歌”的重任，交给了文艺青年任毅，任毅也不推辞，把自个关在屋里两天，还真写出了一首《南京知青之歌》：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啊，彩虹般的大桥直上云霄，横断了长江，威武的钟山盘踞在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吧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转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
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啊，用我的双手绣红了地球，绣红了宇宙幸福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啊南京我可爱的故乡啊南京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你身旁。”

这首歌虽然只有短短的200余字，但却深深的写进了知青心里，再加上易懂好记朗朗上口，很快便传播开来。

自己写的歌能够传唱，任毅心里别提有多开心了，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却不敢冠上自己的名字，而是署名为“南京五中知青集体歌曲”。

可即便如此，这首歌还是给他惹来了极大的麻烦，甚至差点害得他被枪毙，怎么回事儿呢？

原因很简单，这首《南京知青之歌》因为传唱度太广，不仅在国内流传，还传到了苏联，被莫斯科广播电台收集，并且改名《中国知青之歌》，以男声小合唱的形式，不厌其烦的歌唱。

歌曲能传到国外，不是天大的好事儿吗？怎么会因此惹上杀头的麻烦呢？因为，当时的苏联，跟中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已经不是“苏联老大哥”，而是苏修，是敌人。

在疯狂的年代，某些人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敌人反对的，他们就拥护，敌人拥护的，他们就反对。

既然“苏修”觉得好，那么这首《南京知青之歌》就必定是反动歌曲。

任毅知道自己的歌曲在苏联传唱，是在1969年的8月，当时，他以为名叫郑剑锋的同学，因为驼背残疾，没有下乡，酷爱半导体收音机的他，在一次摆弄时，无意间收听到了《南京知青之歌》，这让他意外至极，偷偷跑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任毅。

当从收音机里听到自己编写的歌曲，任毅同样震撼，他没想到，自己写的歌配上正规演唱，竟然会有如此效果，但反应过来的他，却被吓得脸色煞白，莫斯科电台，这是要置自己于死地啊。

见任毅吓坏了，郑剑锋赶忙安慰他不会有事儿，叫他不要紧张。

惴惴不安中，任毅度过了一个月，就在他以为没事儿的时候，南京街头开始贴大字报，开始批判《南京知青之歌》，因为这首歌“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

对于刚刚中学毕业的任毅来说，这顶帽子不可谓不大，惊慌之下，他立即返回知青点，将所有文字材料全部烧毁，甚至连女友写给他的书信也一并烧毁，因为女友跟他对知青下乡的看法一致，都对其持有怀疑态度。

做完这一切，他就静静等着暴风雨来临。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那段时间，他不止一次梦到自己被抓了起来，为此，他甚至接连几天不敢睡觉。

在这种自我煎迫中，任毅崩溃了，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书包，装着洗漱用具，去了南京娃娃桥监狱自首，告诉接待人员：“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你们把我抓起来吧！”。

此举，让接待人员很惊诧，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说：“这里不是想来就能来的，抓不抓你，要有上级指示，现在你先回去。”。

接待人员的话，并未让任毅安心，在紧张无助中，他时刻等待着命运对自己的审判。

转眼时间来到1970年，此时国内的形势更加严峻，人们也越来越紧张，南京市到处张贴着标语：“该管的管，该抓的抓，该杀的杀！”。

这种肃杀气氛，让任毅心惊胆颤，住在外婆家的他，不愿意在自己的外婆面前被逮捕，于是在正月十一，悄悄的返回了知青点。

回到知青点的第4天，就来了人，将他抓进了“娃娃桥监狱”，从这时起，长达9年的时间，任毅没有名字，只有代号“3427”。

入狱的前5个月，任毅天天被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其中让任毅记忆最深刻的，是关于歌词“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

自己的原版，用的是“深浅”二字，但在传唱中，不知谁给改成了“深陷”。

这两个词，虽仅仅一字之差，但表达的意味，却截然不同。

“深浅”二字，任毅还可狡辩，说是脚步深深浅浅，若是“深陷”，那就是表达的对下乡的不满、污蔑，那罪过可就大了。

因此，任毅死活不承认，自己用的是“深陷”一词，可专案组，却很想借此做文章，为此，还找了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做对比，可谓是下足了血本。

但任毅是个聪明人，为了保命，始终不承认自己用的是“深陷”。

可即便他再如何挣扎，在5月20日，他依旧被判了刑，而且还是死刑，这让任毅心情跌落到了谷底，只能无助等待被枪毙的那天。

被判刑后，任毅数十次上台被“批”，凄惨至极，更凄惨的是，有时候监狱枪毙死囚，还会拉上他。

每次去刑场，任毅都以为自己没命了，但听过枪响后，他又被送回了监狱。

这种折磨，这种痛苦，根本不是常人能够忍受的，当时的他，真的是生不如死。

可令他意外的是，8月3日，他与几名罪犯被公审后，审判员给他的宣判竟然是“有期徒刑10年”，这让他有些不敢相信，抬起头小声问道：“这个任毅是不是我？”。

对此，审判员没搭理他，但很快，他就离开了“娃娃桥监狱”，被下放到了溧阳县劳动改造。

为什么任毅突然从死刑犯改成了有期徒刑10年呢？那是因为许世友为他做了申辩。

为什么许世友为他申辩呢？难道二人有旧？当然不是，而是因为许世友是个刚正不阿之人，觉得他罪不至死。

了解许世友的人，大概都知道他的秉性，远的不说，就说“浩劫”那几年，他敢公开反对王洪文当副主席，也敢怒怼张春桥、姚文元。

任毅被判枪决的时候，许世友正是江苏省革委会的负责人，当看到任毅的卷宗时，他是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

虽然明知是张春桥一手炮制的案子，但许世友却毫不退缩，据理力争，最终，许世友在他的卷宗上写道：“此人年轻，历史简单清白，没有死罪！”。

正是因为许世友的仗义出手，才把任毅从鬼门关拉回来，被改判成了有期徒刑10年。

实话说，就任毅这个事儿，判10年都太狠了，但那个特殊年代，许世友的压力也很大，任毅能得到这个结果，他已经尽了很大努力了。

当然，许世友为他做的事情，任毅并不知道，他不是在牢里就是农场改造，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位救命恩人。

1979年，云开雾散，任毅得到平反，以清白之身重获自由。

可是，他却结结实实坐了9年牢，这9年，让他的生活变得物是人非，老母为救他出狱，四处奔走，已是白发苍苍，他当年的女友也已结婚，为人妻为人母，他患直肠癌的妹妹，终究没能等到他出狱的那天，未能见哥哥一面。

好在一点，他清白了，出狱后，当年的同学们，都来他家为他庆祝，他当年的女友也来了。

二人再次见面，并未有任何的尴尬，因为那是懵懂时期的爱情，二人只是互生好感，连手都没有牵过。

出狱不久，任毅被安排进了纺织公司所属的丝绒厂，同事们对他也很热情，很快二人喜结连理，任毅过上了普通而又幸福的生活。

对于9年牢狱，他看的很淡，只当是人生的一段经历而已，但得知救他的是许世友后，他是感激不已，奈何他只是个普通人，而许世友日理万机，他根本无法见到他，跟他说一声谢谢。

虽说如此，但这份感激之情，却从未变淡。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离开人世，享年79岁，得知消息的任毅，失声痛哭，从这时候起，去许世友坟前祭奠，便成了他最大的心愿。

终于，在1997年10月，任毅有机会去到河南新县许世友的老家，来祭拜他老人家。

在许世友坟前，任毅终于有机会表达感谢之情，他失声痛哭的场景，让许世友老家的乡亲们都为之动容。

也是这一年，负责撰写许世友传记的胡兆才来到许世友老家采访，恰巧听到了这个消息，很是感兴趣，经过2年的走访，终于找到了任毅，这才让这个感人的故事保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