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阅中轴 | 钟鼓楼：取易乾坤，观象授时，文明密码

出品 | 网易新闻

特约嘉宾 | 王军

深圳经济特区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在上世纪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被誉是对现代中国人最有影响的口号。进入工业时代以后，对于生活在城市的人来说时间变得越来越重要，而进入信息时代后，时间流逝的速度也似乎越来越快了。古代在人们的想象中，似乎是一种慢悠悠的生活状态，但是实际上古时对于时间的精确把握也十分重要，否则就会像晋代去山里砍柴的王质，只是在山洞里看了一局棋,就发现手中的斧柄已烂，回到家里才知已经过了百年。

（配图：北京钟鼓楼）

在中国古代城市营建中，设计者建造了钟楼和鼓楼来管理时间，由此，中国诞生了“以钟鼓司晨”的传统。汉唐时期，国际化都市长安就设有钟楼、鼓楼；元明清时期，钟鼓报时体制仍得以维持。网易新闻特邀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王军，做客本期内容，讲述古代中轴线上的钟鼓楼是如何直溯中华文明原点昭示天命，通过观象授时体系来维持帝国农业时间运行的。王军对北京中轴线及钟鼓楼的制度作了研究，并出版了专著《尧风舜雨 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一书言及此事。

齐政楼，游牧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纪念碑

“忽必烈规划元大都的时候，将钟鼓楼定为轴线的北端。那时候的鼓楼叫齐政楼，有很深的意义。‘齐政’二字出自《尚书•尧典》，讲述的是关于舜帝接受天命的故事。《尧典》有这样的描述：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五岳群牧，班瑞于群后。而经过了这样一个流程之后，舜就完成了权力的过渡”王军说道。

（配图：清末拓本东汉武氏祠画像石中的舜，哈佛大学图书馆藏）

所谓“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实际上讲的是古代测定历元的一种方法。“就是舜观测北极、北斗和日月五星（金木水火土五星）的位置，推算日月五星同起牵牛初度，从而获得了天命。”王军解释道。而舜进行这一推定的依据可参照《易传》的记载“日、月、五星，起于牵牛”，也就是中国古人认为天地初开的标识北斗初昏指向子位，日月五星同起牵牛初度，即“齐七政”，这关系到对冬至点的测定，以此定为历元，即可推定历法，进而指导农业生产。所以，这样的观测活动十分重要，舜帝完成了此事，就认为自己得天命了。

（配图：南熏殿旧藏《元代帝像册》中的《元世祖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因此，忽必烈将元大都的鼓楼命名为齐政楼，显然实在宣告他创立元朝受命于天，他所得的天命就是舜所得的天命。因此鼓楼是忽必烈在首都中央为舜帝得天命建造的一个纪念碑，以此宣示自己是尧舜传人，这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元代游牧民族开始了定居的生活，就接受了农耕文化最核心的思想和知识体系。”王军说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钟鼓楼在元大都开始建造的时候就传递了统治者的治国思想。

（配图：元大都平面图）

但是目前学术界关于元大都中轴线北端是否是齐政楼还存在不同意见，对此，王军指出：“元代的《析津志》记载的很清楚：齐政楼，都城之丽谯也。东，中心阁。大街东去即都府治所。南，海子桥、澄清闸。西，斜街过凤池坊。北，钟楼。这段话是以齐政楼为中心的描述，其中最关键的是齐政楼南面是海子桥，而海子桥就是今天的后门桥。后门桥毫无疑问是元代的，上面还有那时的题刻，加上后门桥的北面是鼓楼，那么元大都的鼓楼就应该是现在鼓楼的位置。”

（配图：宝鸡市麟游县出土的汉代铜漏，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藏）

鼓楼在古代的主要作用是报时，为了更为准确地测定时间，古人最终发明了“漏刻”来计算时间，那么齐政楼里有没有计时工具呢？王军又引《析津志》中对于齐政楼的描述“上有壶漏鼓角”，说明楼中有计时工具；此外明代初年洪武年间的文献《图经志书》也记载“鼓楼在金台坊，旧名齐政，上置铜刻漏”，也说明了鼓楼就是齐政楼。

钟鼓楼，掌握时间才能治理天下

元代鼓楼的声响已经永远湮没在历史之中，但是一位外国人却用文字记录了那时钟楼敲响后，与白天秩序完全不同的夜晚。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就在他的著作《马可·波罗游记》里记载：“城之中央有一极大宫殿，中悬挂大钟一口，夜间若鸣钟三下，则禁止人行。鸣钟以后，除为育儿之妇女或病人之需要外，无人敢通行道中。”

（配图：《马可·波罗游记》初版）

元大都的钟楼与鼓楼同时修建，位置就是今天北京地安门外大街的钟楼所在地。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与鼓楼一起重建。清乾隆十年重建钟楼后，两年后竣工。清代的建造者使用砖石代替了原来的木材，防止钟楼再次毁于火灾。现存的钟楼为重檐歇山顶建筑，上有黑琉璃瓦绿剪边覆顶，下有汉白玉须弥座承托，四面分别开一座券门，券门的左右各有一座石雕窗，周围环绕着石护栏。原先钟楼内悬挂的铸于明代永乐年间的铁钟，已被大钟寺古钟博物馆收藏。

（配图：北京的钟楼）

钟鼓楼在元大都中的位置也是经过了特殊的安排，清代词人朱彝尊就说:“元之建国，建元及宫殿，城门之名，多取易乾坤之文”。这表明元世祖忽必烈对于汉文化十分推崇，所以选用精通《周礼》《周易》的汉人来营造都城。“钟鼓楼实际上是《易经》中六十四卦的一挂，随卦”王军说道。

（配图：随卦）

为什么可以用《周易》来解释钟鼓楼呢？“元大都鼓楼居南，钟楼居北。《说文》记载：鼓，郭也，春分之音，万物郭皮甲而出，故谓之鼓，又有‘钟，乐钟也，秋分之音，物种成，从金，童声。’鼓为春分之音，五行属木；钟为秋分之音，五行属金。鼓楼以木行居南，木生火也；钟楼以金行居北，金生水也。鼓为春分之音，春分之卦为震；钟为秋分之音，秋分之卦为兑。齐政楼、钟楼南北成列，即震、兑相重而成随卦。”王军又说道。

（配图：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书《周易.六十四卦》（局部），湖南省博物馆藏）

“随卦是什么意思呢？《周易》讲得非常清楚：‘《彖》曰：随，刚来而下柔，动而说，随。大亨，贞，无咎，而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周易》随卦的注也说：得时则天下随之。也就是说谁能够告诉人民时间，提供农耕时代最为重要的公共服务，指导农业生产，让人民活得下去，谁就能够获得公权力。在农耕时代，只有可以告诉百姓时间的人才能称王；王要是哪天把时间看错了，就会导致农业绝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元大都的规划使用了《周易》，表现了中国古代的时空观。中国文化在测定时间这个知识上是极为严肃的，它内蕴一套知识体系，衍生出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思想观念。”

钟鼓楼，时空密合，关乎社稷安危

王军表示元大都对于钟鼓楼的规划，不同元以前任何一个朝代：“以前钟鼓楼都是某个建筑群里面的一个配套建筑，直到元大都的规划才独立了出来，变成一个立于首都中央的城市建筑，这无疑是一个创新。王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告诉百姓农业时间，告诉百姓农业时间的人就能够获得权力；而掌握农业时间，则并必须通过天文观测得以实现，所以王承担着一个很大的责任。我觉得是要从这方面来解释这种契约关系。”王军接着说道。

（配图：清光绪紫檀北极恒星图时辰节气钟（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整个中轴线也是这个意义，南北子午线是测定太阳年周期最为重要的观测轴，由此衍生了中国古代城市的中轴线制度。古人是在这条线上立一个表杆，看日影的变化：表杆的影子最长是冬至，表杆的影子最短是夏至，走一个来回是一个回归年，也就是阳历的周期。古代历法的阴历是十二个朔望月，但是它合不上一个太阳年的周期，所以我们是在朔望月的基础上加了一个阳历，这个阳历就是二十四节气。我们把365又四分之一天等分了，差不多十五天多一点为一个节气，就以此来指导农业生产，这是很高的智慧。”王军说道。

（配图：成熟的小麦）

“中轴线是古人的一条生命线，而钟鼓楼就体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授时制度，和农业文明的产生有着深刻的联系。农业文明的发生，意味着人类不但驯化了作物和动物，还准确掌握了农业的时间。对时间的掌握是一切知识体系的基础，不知道时间就不可能迈进农业文明的门槛。时间又必须要通过空间来测定，所以古人要在测时间之前测定空间。而我们在一万年前就驯化了作物，这意味着在那个时候，先人就初步掌握了农业时间，对时空的测定，伴随着种植农业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基础性的知识。

（配图：河南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水稻遗存）

中国古代将“社稷”作为国家的代名词，也就是将对于社神和稷神的祭祀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社神即土地之神，这一点从“社”字的结构就能看出来；而稷是周的祖先神，也是谷物之灵。这反映出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古代中国，国家社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百姓最为基本的生存问题，也就是粮食问题。因此，钟鼓楼所承载的观象授时制度，反映出统治者对于农业时间的关注。时至今日，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仅关系到中国的社稷安危，而且也关系到世界的粮食安全。

知道钟鼓楼，更要理解钟鼓楼

本着“坚定文化自信,传播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网易传媒作为中国领先的互联网技术公司，在推动文化传播上不断创新和尝试。网易传媒协同网易伏羲实验室、网易雷火音频打造《文脉中轴——AI乐中轴》系列原创AI音乐内容，而《雪寒钟鼓》是这一系列的最后一首单曲，如钟鼓楼之于中轴线一般，为整个项目画上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雪寒钟鼓》不仅传递出科技对于音乐的重塑，还激活了年轻人对北京城的历史想象。

（配图：AI乐中轴《雪寒钟鼓》海报）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科技发展，已经大大地将空间消解掉了。人们在虚拟空间中可以无限制地发生近距离的接触，这对现实生活中的人是有很大影响的。科技的好处或许能让我们活得更长一点，能让我们更快地知道一个东西。但是问题就在于当你知道了某个东西之后，该如何理解它呢？大家好像每天都通过手机知道很多东西，但是睡过一觉后感觉全忘了。现在，我们太容易知道了，但是我们是否理解了呢？在海量的信息面前，我们理念的能力似乎被置换掉了，这是一个问题。”王军说道。

（配图：北京的鼓楼）

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如何接受准确、高质量的信息就成为了一种新的能力。王军认为在今天传播钟鼓楼以及中轴线的文化，还是需要从古代时空观的角度来进行阐释：“中国人的时空观和西方人完全不一样，此种时空观的差异对中西方建筑艺术造成了根本性的影响。中国人强调流动的空间即流动的时间，东南西北是春夏秋冬的授时方位。在这样的认知体系中，中华先人秉持万事万物如同星回于天，都有一个循环周期的理念。所以古人一谈到东南西北，接着就会谈春夏秋冬。我们看到古代人做一个花瓶，如果四面都有花卉纹饰，那么一定是春夏秋冬四季花卉。这种时空观使我们相信万事万物如同时间那样有始有终，生命循环不已，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根基。”

（配图：明清北京城子午卯酉时空格局）

“《周礼》一再强调‘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为什么要辨方正位？这是为了定时，只有测定了空间才可能测定时间。其方法见诸《考工记》的匠人建国篇，就是通过立表测影来测定北南东西，进来测定太阳年时长，规划二十四节气。这是极为古老的正位定时方法。所以确定方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用北京话说就是你不能找不到北。而这套观测体系被汉语‘中’字记录下来了，这对中国建筑乃至城市、村镇以中轴对称的中字型布局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们在谈城市的空间的时候，是离不开这套知识与思想体系的。所以我觉得在今天阐释中轴线文化的价值时，要尤其重视这一点。”王军接着说道。

（配图： 元代胡一桂《易本义附录纂疏》，元刻本，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

中轴线上的钟鼓楼直溯中华文明原点，显示了惊人的文化连续性。“中国古代经学所传承下来的这些传统科技知识，随着辛亥革命之后把经学从大学的课程里面取消，也就无法传承了，这是很大的损失。现在的我们读经很困难，就是因为不能做到格物致知，格物这个层面的知识，我们不能掌握，怎么能够认识己身文化呢？我们今天要振兴中华文化，就必须学习并传承传统经学中最核心的东西，特别是时空观念，这样才能够延续我们的文化。”

特别鸣谢：

北京博物馆学会北京文博发展咨询服务平台专业秘书、上海博物馆学院讲师于奇赫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