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安玲：一位追求极致的罗马法学者

文|法治网 李兆娣

（费安玲，女，满族，1959年11月出生于北京，法学博士。民商法学教授(二级)，钱端生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教于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学研究院，任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中意法与罗马法研究所所长。图摄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卡布里岛。）

从1993年开始，她研究罗马法，便担当起翻译罗马法原始文献的重任，持续三十年初心不改。

从最古老的罗马法，到最现代的著作权法，研究方向在私法领域如此跨越，遍数全国，屈指可数。

教书育人，便要做最严的导师。

担任仲裁员，便成为敢吃螃蟹的第一人。

职业之外，她还是一位穿梭于各大画展的艺术达人，拉着学生从教室里说走就走，狂奔颐和园的“孩子头”，陪着侄子侄女们吃着爆米花看通宵电影的“老顽童”……

爱上罗马法

罗马法是近现代民法最重要的历史渊源之一，尤其是在法典化国家中，民法典的编纂几乎都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可以说，没有罗马法，就没有近现代民法典。中国作为法典化国家，自然离不开对罗马法的学习和借鉴。

20世纪90年代初，中意两国之间打开了法学科学术交流的大门，其中一项主要合作就是派青年学者赴意大利研学，培养罗马法专业人才。中国政法大学作为培养中国法律人才的主阵地，根据1989年春季与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和罗马第二大学签订的协议，于1990-1995年公派赴意研学罗马法的四名青年学者，这是我国第一批派到意大利专门学习罗马法的青年学者。费安玲有幸成为了其中之一。1993年1月至1994年7月，费安玲在罗马大学法学院系统研习罗马法和意大利私法，眼界大开，对于近现代法律的缘起、体系和发展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法即权利并彰显正义。法权一体。

在拉丁文中，法是“ius”，而该单词又源自“iustitia”，即正义。法源于正义，必须体现正义。民法对应的拉丁文是“ius civile”，其中“civilis”，意为民事的、市民的、文明的。在罗马法概念中，法治即文明，法的本质是反映公民的意志。而且，在包括拉丁文在内的很多西文当中，法和权利是一个单词。所以，罗马法强调，法与权利是一体的，法律的目的就是确认和保护权利。契约精神就是守法精神。罗马法是一部强调尊重每一个主体权利的法律模板。现代法律中的很多法律概念，都能够从罗马法典中找到影子。

带着使命出发，带着使命归来。回国后的费安玲在搭建中意之间罗马法传播桥梁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94年7月，从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和第二大学法学院完成研学归来，费安玲立马参与筹备第一届“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正是在这个会议上，参会的诸多学者明确提出：我国应当进行民法法典化研究。可以说，这次会议不仅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理论平台，而且此次的许多参会者也都成为了后来我国民法典制定活动的主要参与者。

“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基本每五年举办一次，至今已成功举办6届，费安玲主持了其中的4届。该会议已经成为中国法学界尤其是民商法学界与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法官和律师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平台，对于提高我国法学各领域，特别是民商法、罗马法、法制史等学科的研究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施行，不得不说，“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国际研讨会功不可没。

此外，费安玲还担任中国政法大学罗马法和意大利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和意大利“法典化和法学人才培养研究中心”中方负责人、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和罗马第二大学客座教授。曾先后六十余次应邀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意大利罗马第一大学、罗马第二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讲学或举办学术讲座或学术访学。

她还积极推荐学生前往意大利罗马第二大学、罗马第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比萨圣安娜大学等高校攻读法学博士学位，培养和储备罗马法研究的后备力量。至今，其推荐的年轻学者中已有30余人学成回国，在十数所大学中任教，成为推动罗马法与中国法治良性互动的中坚力量。

谈到对于意大利的热爱，费安玲说不仅仅因为罗马法。意大利是一个艺术气息非常浓郁的国度。好几次，费安玲作为中方代表，受邀前往意大利参加相关法学学术会议，会议地点竟然安排在艺术博物馆里。长排会议桌位于中央，三面环绕众多17世纪的世界顶级名作，这让费安玲爱极了。“很奇妙，很有意思，感觉非常好。人跟艺术真的共融了！”

早在2005年，为了表彰费安玲为罗马法在中国传播做出的特别贡献，意大利总统特向费安玲颁发了“意大利共和国骑士勋章”。

（意大利总统向费安玲颁发的“意大利共和国骑士勋章”及证书。说明：证书中的“ANLIN FEI”应为“ANLING FEI”。）

罗马法使者

在罗马学习期间，费安玲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翻译罗马法原始文献。这项任务，一担就是30年。

这是一项有趣的负担。费安玲评价自己：“一个不喜欢回忆过去的人”，但是翻译这项工作就是一项对之前学术成果的回顾，费安玲笑呵呵地调侃说：“这违背了我的初衷……都怪在罗马上学时的意大利老师，是他叮嘱我说：‘你要做，你要把它弄出来’。我想，行吧，那就做吧！”这一做就到了现在。

如今，费安玲的这位意大利老师已经80多岁。在费安玲眼里，她的这位老师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狂，费安玲至今仍与老师保持着联系。但凡联系，就是讨论翻译、研究与学术交流计划。

罗马法原始文献的翻译，最重要的是《学说汇纂》，共五十卷。在意大利著名罗马法学家桑德罗·斯奇巴尼教授和费安玲的共同组织下，迄今为止已经翻译出版了二十一卷，还有四卷正在出版社进行编辑的进程中。目前，在费安玲与意大利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优士丁尼国法大全选译丛书，其中费安玲翻译的《婚姻与家庭》《遗产继承》《物与物权》已经问世，其手头正在翻译最新版的《意大利民法典》也将在不久的时间内付梓。

翻译罗马法原始文献不容易，需要在拉丁文和中文之间寻找“信、达、雅”的感觉并践行于译作中。与拉丁文最接近的语言是意大利文，其当仁不让地成为翻译罗马法原始文献的辅助语言。目前国内法学界的学者中会意大利语的不足百人，费安玲便是其一。

她觉得，在翻译的过程中，字斟句酌，按照拉丁文——中文——意大利文——拉丁文的翻译程序反复校验，既是尽可能地保证翻译的相对准确性，也是一个学术沉淀的过程，“这其实很有趣！”她微笑着感慨。

费安玲主编的出版物包括《罗马法与学术汇纂》、意大利当代法学著作译丛、意大利民商法译丛。她还是意大利著名法学刊物《DIRITTOROMANO COMUNE》学术委员会成员。

费安玲说，接下来会花很大一份力气去做罗马法、意大利私法相关经典的翻译和组织翻译工作。“我想给后来的学者留下最有参阅价值的东西。”费安玲说。

深耕著作权法

1979年10月，费安玲考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法律系，开启了成为法律人的初级学习阶段。1983年9月-1986年7月，费安玲继续留在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民法学硕士研究生学位，继续进行民商法学的深造。

学习期间，费安玲发现自己对知识产权法尤其是著作权法莫名有一种兴趣，“每次一聊到著作权问题，就很有兴趣，容易产生很多思想火花，冥冥当中有种吸引力”。那时，著作权法在国内属于非常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还很少。

费安玲决定，就把硕士论文研究的重点放在著作权领域。为了写好这篇在八十年代初期处于法学研究前沿领域的硕士学位论文，费安玲先后多次求教于当时研究生导师组的江平、谢怀栻、佟柔、史越等多位前辈，得到了他们的耐心指导。她还与当时在著作权法领域颇有建树的张俊浩、刘春田、金榆林等中青年才俊在一起进行不定时的学术讨论。她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在著作权研究中最有收获的一段时光”。此时，她成为国内在“改革开放”之后最早开始研究著作权法的人之一。

费安玲在其硕士论文中深入研究了作者与法人的关系，提出不应当将法人排除在作者之外的主张。其后在我国著作权法草案的讨论中，其提出了在具体一定条件的情况下法人可以被视为作者的主张。该主张被1990年颁行的著作权法所采纳。

著作权制度是一项保护创作的法律制度，为了深学悟透，她读完了当时国内能够找到的所有的科学史、艺术史还有拍卖史。在费安玲看来，“只有对历史了解，才能清晰了解制度背后的演进轨迹、制度衍生过程以及意义何在。”

就连后来的博士论文，她选择的研究主题也是著作权制度，最终完成了《著作权权利体系之研究——以原始性利益人主主线的理论探讨》，并出版发表。曾任中国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会长刘春田教授对费安玲的这篇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这些年，她相继承接著作权法或知识产权法相关课题，出版了《著作权法教程》《著作权案例教程》《知识产权法学原理》《知识产权法教程》《防止知识产权滥用法律机制研究》等一系列相关著作，用中文和外文发表了二十余篇研究著作权法律制度的学术文章，还与陈汉副教授合作翻译了意大利著作权法。用费安玲的话来说，她是“以研究著作权法为主，兼着研究罗马法的。”

从最古老的罗马法，到最现代的著作权法，在私法领域如此跨越，遍数全国，屈指可数。

资深仲裁员

与医学、哲学并列，法学是最早出现的三大学科之一，费安玲认为：“法学系治社会之病，理论性与实践性均很强。法学教学科研必须关注社会，必须关注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

1995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施行，同月28日，北京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仲”）应时成立。费安玲成为北仲首批仲裁员之一。

90年代，请律师打官司，谁来承担律师费的问题还是个难题。当时除了著作权法相关司法解释有明确规定，可以支持要求侵权人支付律师费的诉求，其他相关法律都没有对律师费的承担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在实务当中，几乎所有的法官和仲裁员都采取不支持的态度。

费安玲在仲裁案件的审理中，大胆尝试并通过审慎论证规则来支持商事仲裁中的申请人要求违约的相对方承担律师费的诉请，成为北仲最早发出支持律师费裁决的仲裁员之一。

费安玲分析认为，由于违约人存在着违约行为，导致守约人不得不有偿聘请法律专业人士例如律师提供法律上的专业帮助，而律师的加入不仅有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维护，也为案件的高效审理起到了很大作用，节约了案件审理者向当事人解释法律专业问题的成本。但是，如果让守约人自己承担聘请法律专业人士的费用，虽然守约人的仲裁请求获得了支持，却要承担因此产生的律师费，可能最后获得的赔偿全都交了律师费，甚至还不够交律师费的。这对于守约人是不公平的。

一晃，便是28年。悉数北仲的第一批仲裁员，由于年龄、离世或者规则规定的其他原因，截止到2023年初已是寥寥。她说：“只要规则允许，我还会一直做下去，直到做不动了为止。”

除了北仲，费安玲还是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以及武汉、重庆、长沙、上海、廊坊等十数家仲裁委员会的资深仲裁员。

“做仲裁员的经历，非常好地弥补了我对实务了解的欠缺。可以说，仲裁使得我的教学——研究——实务刚好形成一个完美的循环，相互补充。一方面，通过参与仲裁各类案件，可以了解到平时较少关注的领域，拓宽视野，进而反哺理论研究；另一方面，各种有趣有意义的仲裁案例，会给课堂教学提供非常宝贵的材料。”费安玲说。

教育学生追求极致做严师

费安玲追求极致的人生态度，不仅表现在自己的法学学术研究上，教育学生也是如此。

做费安玲的学生，无论是硕士学位论文或者博士学位论文被改个七八稿是很正常的。学生边熬夜改论文边哭的经历也是常见的。在费安玲看来，法学专业能力的训练关键在于法学思维的训练。要想带出一个具备专业能力的学生，必须让其在论文的撰写过程中受到很好的训练，挖掘出其独创性思维潜质，发挥出其自带的研究能力，当然，这个过程很艰难，可能需要至少脱三层皮。

“这其实也是在培养一种人生态度。做我的学生，都要接受‘严’的挑战。”费安玲说。

为了尽力拓展学生的思考维度，提升思考能力，从1998年初，费安玲就开始组织学生读书会，每两周一次，至今已举办350余期。通过读书会，费安玲指导学生多读经典，广泛涉猎，了解历史，洞察社会现实。

费安玲的“严”不仅在学生中广为流传，她的同事也多有所闻。常有同事替费安玲的学生打抱不平，劝道：“差不多得了，别太严了！”对此，费安玲总是笑而不语。

费安玲谈到一件趣事。曾经有个学生专门找到费安玲，想请她做自己的硕士研究生导师。

费安玲问：“为什么找我呢？”

学生答：“我这个人平时懒散惯了，费老师很严格，可以治治我。”

严师出高徒。费安玲带出来的学生，在专业能力上，都是排得上号的优秀。在业内，中国政法大学的民商法专业是出了名的“严格专业”，相比较而言，民商法专业的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全票通过率和推荐优秀率都比其他法学专业方向要严格。从1995年开始带硕士研究生，至今，费安玲门下的学生超过300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均表现出自己的出色能力。

她毕业多年的一位博士生说，做费安玲的学生，总是先哭后笑。哭着哭着就笑了，而且，笑得最灿烂。如今，这位毕业生已是北京市东城区法院的一位优秀法官。

2018年，费安玲荣获中国政法大学第三届“教学杰出贡献奖”。可以说，“教学杰出贡献”很好地概括了费安玲的整个执教生涯。”

很难想象，费安玲在“严”之外，是一个童心未泯人。每次读书会结束，但凡时间允许，费安玲都会请同学们一起吃饭，听同学们聊新鲜事儿。记得，有一次得知学生里还有人没有去过颐和园，她果断决定，提前结束读书会，一起狂奔至颐和园，潇洒游玩。甚至，费安玲还会约着她的侄子侄女们一起去看夜场电影，嚼着爆米花，一看就是一个通宵。

爱读书的“格格”

费安玲，满族，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里，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其家庭在北京已经生活了几百年，大概是因为奶奶曾经的皇室血统，费安玲总被亲朋好友昵称为“格格”。

小安玲聪明伶俐，识字早，从很小，就对书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亲朋眼里，这着实是一个小书虫。对于书里有什么，她一直处于饥饿状。每当有书可以读，小费安玲就感觉异常兴奋。

她不仅利用下学时间看遍学校边上书店的所有书籍，听说同学家的床底下有藏书，她立马跑到人家，找到同学家长，磨嘴皮，央求同意，一下学就去人家里，一个人，一张凳子，不知道是几个下学后，读完人家藏在床底的好几箱书。看完这家，立马转战另一家……

小学时，费安玲就将但凡能够接触到的长篇小说都看了，还看了从60年代初直到1967年所有的《中国青年》杂志。用费安玲的话来说，涨了很多见识。

费安玲自小就不爱跳皮筋等女孩子们通常喜欢玩儿的游戏。用她的话说，她只想进书里。看见书，一屁股坐下，谁来也叫不起来。“那时候，我想把每一本书都看完，觉得有书真好。看着书，就觉得好喜欢！”她尤其喜欢推理、武侠、历史类书籍。

除了着迷书海，小费安玲还偏好跟年长者交流，她觉得，与年纪大些的人会更有话题，能够进行思想交流。或许正是因为她总能说出些让同龄人听不太懂但又觉得很厉害的话，让她在同龄人里很有号召力。费安玲自豪地说：“在小学和中学上学期间，我有一群铁杆儿！”

费安玲超喜欢艺术，但凡得点空闲，定会奔赴各种艺术展览。大学期间，为了看画展，甚至撺掇同学一起逃课。“每当看到一幅幅艺术作品的时候，它们总会给我带来一种震撼的力量！仿佛能够将内心所有的沉重都扫空了。很轻松！”

费安玲说：“艺术会带来一种美的享受。生活没有了艺术，我怕是无法忍受的。”

生活中不能没有的，何止是艺术！还有对极致的追求！事实上，费安玲从跨入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大门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了追求极致的法律人生。事业上充满激情的奔赴，让费安玲浑身饱胀着昂扬向上的力量，目标明晰，全心投入，矢志不渝，似乎没有什么能压垮她，没有什么能改变她一贯的山登绝顶我为峰的姿态。

采访结束，合影留念，费安玲特意将我拉到书橱前，让一座蒙面正义女神铜像突出在我们的合照中间。费安玲看着橱窗里的铜像，骄傲地跟我说：“这可是我从意大利亲自背回来的呢。”

是啊，就像中国的法学教育大厦的建设与拓展，不正是“费安玲们”一点一点堆砖加瓦，负重前行而来的吗？费安玲说：“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迈进，中国的法治之路，必然鲜花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