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簋上铭文为我们提供了与周公有关的宝贵信息：

王伐盖

铭文共23字，虽然篇幅并不长，但是其中竟然出现了“王”“奄侯”“周公旦”“伯禽”四个商末周初的重要人物，对我们的讨论极有帮助。

首先，我们先要确定这篇铭文记载的“征奄侯”发生在什么时候，按照《尚书大传》的记载：“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可见，周公伐奄应该在摄政的第三年，而还政于成王则在四年之后。

第二，在铭文中，“王”和“周公”同时出现，暗示“王”与“周公”并非一人，特别是在记述伯禽受赏时，特别强调了执行赏赐的人是“王”，更是表明这里的“王”是周成王，而不是周公旦。

第三，近年来新出的《清华简·系年》中关于伐奄一事的记载可以与禽簋铭文对应：“武王陟，商邑興反，殺三監而立录子耿。……成王伐商蓋，殺飛廉。”可见，在先秦的历史记忆中，周成王参与过对东夷的战争，绝非“尚在襁褓之中”的“孺子”，因此，周公称王也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

与禽簋铭文类似的还有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小臣单觯，其铭文为：

王后反克商，才成师，周公赐小臣单贝十朋，用作宝尊彞。

在这篇铭文中也明确，“王”和“周公”并不是一个人。

因此从金文铭文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和文献资料迥然不同的结论，在与成王出现在同一篇铭文里的时候，周公旦仍然被尊称为“周公”，并没有被称为“王”，似乎可以反证周公旦并没有称王的举动。

所以，根据目前可见的证据，“周公称王说”既无法坐实，也无法证伪，这桩公案还将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