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佳荣：追忆程巢父先生

人到中年，幼时觉得异常遥远的生死之别渐渐迫近，英年早逝的消息也时有耳闻，令人不由得重复亘古已有的感慨——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程巢父先生当然不是“英年早逝”，他1934年生于湖北汉口，2020年9月16日病逝于上海，享年86岁。从世俗的角度说，也算高寿，不过就晚年的境遇和追求而言，程先生无疑是带着莫大的遗憾、愤懑和悲戚告别人世的，用古话形容，正是所谓赍志以殁。

说起来，我跟程先生的交往，也就是一个普通编辑和一位作者的故事。现存电邮里最早的联系是，我2012年4月24日给程先生发了一封邮件，想请他编一本他人写胡适的文章的集子，里面提到可以将逯耀东先生的《胡适逛公园》《胡适与北京的饭馆》作为范本，希望“更立体更丰满地展示胡适先生其人”。为什么请程先生负责选编呢？信里说了两点理由——“选编这样一本书，主要有几个难度，一是选的人本身需要对胡适本人的文章以及胡适研究相当熟悉，而您恰好是合适的人选；二是要选的文章涉及不少作者，版权可能是个问题，您跟胡适研究界应该有所来往，联系或许比较方便。”当时我正在北京一家叫铁葫芦的图书出版公司担任编辑，事先通过谢泳先生获得了程先生的联系方式，然后用gmail发了电邮。大约十天后，我收到了回信：

佳荣你好！我以为你寄书时会放明片[名片——饶注]，但没放，故无法给你回电话。你上次打电话后，隔一天快递就到了，恰逢广东维权律师唐荆陵到，我约朋友聚谈了两次，故今天才给你回覆。谢谢你寄书来！请将电话号发来，下次再有常邮传递，记得放名片。匆颂

文祺

程巢父2012，5，4.

不过，大概是因为忙于胡适年谱长编等工作，程先生并没有编出这样一个文集。但我们的联系延续了下来。

其实，在此之前，我早就读过程先生的《思想时代》（华夏出版社2004年版），知道他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转入现代学人研究，陈寅恪和胡适是他的主要研究对象，并获得“其治学风格重实证，少空言；其行文严谨朴实，隽永可读”之类的考评。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文化界、出版界狠狠刮了一阵“民国风”，长期受到贬斥和打压的胡适，以及终生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在辞世数十年之后，他们的名字因着特殊的时会而跃出学术界，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程先生由早年的文艺评论、新诗研究转入思想学术方面的探索，也可以说是世纪之交学风转换的一个例子。

说实话，在学术上我并不完全赞同程先生的一些看法。针对《刘半农与胡适之间》《张中行误度胡适之》（两文均收入《思想时代》，该书于2013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增订再版），我写了一篇《胡适的两件陈年公案》，力证程先生的观点站不住脚。在写这篇追念文章前，我的印象是拙文未公开发表，亦未发给程先生过目。直到这回检索电子邮箱，浏览将近60个页面的往来邮件（绝大部分是程先生转发给我的电邮）之后，我才发觉记忆有误。该文初稿于2013年11月13日写就，同年12月2日、9日和次年4月8日三次以附录的形式补充相关材料和研究。拙文曾投给《上海书评》，后因我南下转入筹备期的澎湃新闻工作，也就不了了之，藏诸邮箱。更重要的是，我曾于2014年4月19日将这篇万字长文发给程先生，“如果您有材料推翻我的论证，欢迎赐教。”我还在信中写道，“不知您近来可在撰写胡适日记整理札记。非常期待。我想这个学术批评不会影响我们的交谊，也不会影响您赐稿给我主持的新媒体历史版块。”程先生于两天后，即4月21日中午回复，只有三个字：“都不会”，字号小四，加粗的宋体。

2014年11月22日，程巢父（右二）、朱正（中）、黄显功（左二）、饶佳荣（左一）等于上海图书馆前合影

现在想来，我那样直截地刺破一位学者晚年对一位先贤的“迷信”，是不是过于残忍？程先生读过拙文之后，究竟怎么想，我不得而知。无论如何，他确实没有因此而中止往来。相反，程先生还数次推荐他的儿子季蒙（随母姓）、程汉的文章，期望在《上海书评》发表。比如，2015年6月23日，程先生发来电邮，“嘉荣你好！抽空把这篇长文看看！程巢父讬。”附件是季蒙、程汉合作的《评李泽厚<阴阳五行：中国人的宇宙观>》，word排版洋洋十三页，将近一万八千字。一个月后的7月23日又发来该文的校正版。2016年6月8日程先生转来季蒙、程汉合作的《顾炎武的史学观》，此前他托朋友转给李庆西先生，也曾发给谢泳先生。同年8月15日凌晨又转来季蒙《日本人对哲学的看法之一片》。我都遵嘱照办，将这些文章转给《上海书评》编辑部，遗憾的是似乎均未获采用。

这回翻查邮件，我才留意到，程先生曾询问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蒋寅先生的联系方式（2016年4月5日），还表示关注我对王明珂先生的采访，拟购藏王明珂的著作，为以后撰写文化史作准备（2016年4月13日）。我则在2017年1月10日凌晨给程先生补了一封邮件，告诉他纸质版《上海书评》即将停刊的消息：“《上海书评》最后一期五份，1月9日下午已交给中通，估计10日送达，请注意查收。即颂时绥。”

当然，最难忘的莫过于几次同城聚会。2015年12月17日凌晨4点50分，程先生群发了一封电邮：

虽在同城，终年难晤，时怀故人，积思成痗。兹订于元月二号午间聚餐，恭请：沙叶新先生、郭世佑先生、瞿虹秋先生（二位）、朱大可先生、黄显功先生、龙向洋先生、林伟平先生、翟明磊先生、计有恺先生、饶嘉荣先生、朱自奋女士、张晓晴女士、珍珠女士光临！具体时间、地点请见子林先生以下电邮——

顺风大酒店大剧院店又叫顺风大酒店中区广场店，因为酒店所在那幢大楼叫“中区广场”。

地址是：黄陂北路227号中区广场3楼，大厅14-16人桌。

预定时间：2016年1月2日中午11:30

程巢父 刘大鸿鞠躬 2015，12，17凌晨。

2016年年初的聚会，大概是我第二次或第三次见到程先生（因为不写日记，一时找不到之前的会面纪录）。应该是时隔很久没有见面，所以那次聚餐印象颇深。具体谈些什么早已忘了一干二净，不过晚生小辈能一睹海上名流的风采，也是托程先生的福。程先生那样瘦削的面庞，那样矍铄的精神，那样犀利的文风，那样和蔼的言谈，种种反差至今仍记忆犹新。

第二年元旦，我们又重复了去年的故事，只不过规模大幅缩小，我记得似乎只有三人（四人？）参加，场面有点冷清。照例是程先生事先群发电邮：

2017年元旦中午12：00在邯郸路43号“名羊碗蒸”店聚餐（宁夏馆子）。请诸位提前或准时到！有烤全羊。望速覆！

程巢父 2016，11，29凌晨。

我到程先生府上拜访的次数不多，大概三四次而已。头一回去，是曲阳路的一个小区，入口走错了，绕了一圈才终于找到一处低矮的房子。那天他身体不太舒服，好在有年轻的朋友给他买药。看到那样局促的空间，有点凌乱地堆着各种书，听他批判官场之腐败、哀叹民生之多艰，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这回翻览电邮，看到先生对某长者大加呵斥，不曾想时移势易，一些已然并不年轻的后生却经常对某长者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举动，真让人不知说什么好。程先生作息不很规律，经常熬夜，凌晨发电邮的情况也不少见。哪天我好像略微劝了两句，他说习惯了。再后来他搬到别处，我也去过，基本上还是老样子。

或许是2018年年初，即将过春节的日子，久未联系的程先生打来电话，问我春节怎么过——在上海这样繁华的特大城市，年味一年比一年冷淡，听到这声询问，我无比感动，铭记五内。人海茫茫，被一个老人如此牵挂，我总觉不忍，又不想给他添麻烦，加上并不喜欢过于喧嚣的热闹，于是撒了个谎，说已经预订好了回老家的火车票。

2019年2月18日，程先生给我的gmail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家荣：新春好！

上海书展每年几月举行？

程巢父致意

除去转发的邮件，如果没有发生误删，这很可能是程先生直接发给我个人的最后一封邮件。但那时候没办法登陆gmail——大约2014年以后我基本上都是通过163邮箱收发邮件——大概我们后来电话或短信联系过。

春去秋来，又是一年。2020年1月2日深夜，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一篇文章，点开才得知他老人家近一两年居无定所，而且失足跌倒，情况不容乐观。这则求助信息，是程先生在上海的年轻朋友为他发布的，其时我在东京，只能转发信息，呼吁同仁关注，并转了一点钱以表慰问。是夜，时代的悲哀弥漫了那并不宽敞的居所——可怜是书生。

这年秋天，程先生终于还是离我们远去了。9月17日，此前发布求助信息的公众号刊出《漫长的告别：记思想者程巢父先生》一文，开头说：“原来，我们竟是以所失去的来印证所拥有的，以不可挽回的失散来笃定确认，真正是相聚过了。”

2021年中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