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承认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太不正常的事？
在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的媒体传播当中，我们只看到阶层的凝视。通过宣扬农民工对哲学智慧桂冠的摘取，哲学不被视为一种具有历史性的劳动过程和结果，因而其本身可以被批判和改造，而是被视为特定阶层文化身份的象征符号，因而越稳固越静止越好。我们阅读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也就绝不是真正关心农民工的普遍劳动状况，不是关心他的思考，也不是关心海德格尔会给不同处境的人们带来什么，而是为了再次确证跨越或维持社会阶层的个人经验的合法性，从而也再次证明了以社会地位作为劳动分工主要依据的社会现实的合法性。
两天前，谷雨实验室的一篇非虚构文章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关注和讨论。文章题为《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以当事人自述的形式，讲述了农民工陈直多年前从大学辍学进入工厂工作，并在业余时间自学英语、阅读西方哲学和独自翻译理论著作的经历。
在这篇文章的编者按中，陈直的工厂工作尽管占据了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却“重复和空洞”。为了能够寻找生活的意义，陈直阅读哲学，并让自己的工厂工作努力后退为“插曲”。通过陈直的故事，撰文作者和编者试图强调，中国2.85亿农民工的生活并不是没有意义的，只是“被我们忽略或无视”。但是当我们循着编者所指的方向去“重新发现”这个庞大群体的生存意义时，我们看到的却是一种很难说具有代表性的个体生命经验。当编者将这种打破文化区隔的个人努力“正常化”为一种普遍之物时，他们实际上忽略的恰恰是一个常识：通过阅读英文哲学著作并翻译《海德格尔导论》来排斥车间劳作的单调无聊，既不具有现实层面的普遍性，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也不具有实践意义上的广泛可操作性。在商品化劳动内外所能搜寻到的意义感，对于大部分劳动者（而不光是农民工）来说总是稀缺的奢侈品。甚至，阅读海德格尔也并不能帮助一个工人在异化劳动中获得意义。
而一位农民工只有在当他/她开始研究我们所赞许的“高阶知识”（无论是海德格尔等西方现代哲学还是微积分）时，才被我们赋予关注和传播的价值，我们很难说这类关注究竟是不自知的残忍，还是刻意的伪善。当然，作为一种以传播为目的的叙事策略，将中产文化符号作为一种叙事流通的通路，的确常常可以达到预期的扩散效应。但是这种媒介传播上的选择机制似乎恰恰在揭示劳动者于文化位阶上所处的弱势位置。甚至，农民工的生存意义也只有通过ta们主动认同阶层上位的文化霸权以掩盖文化区隔，才能得到文化精英的承认。仿佛对于农民工来说，思考海德格尔远比解决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来的更加紧要——至少，思考专业化哲学被视为一件远比为生存而斗争要更为高尚的行为。就像一个“正常人”（average person）应该思考海德格尔那样，农民工也应当努力做到这一点。否则，他们就没有被尊重的理由。这就漠视了农民工不仅在文化位阶上，而且在经济地位上也受到更深重的制约的事实。实际上，一个农民工阅读海德格尔，总是要比一个中产付出更多的代价，忍受更大的痛苦的——我们在陈直身上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在媒体话语的舆论塑造当中，“农民工”的劳动价值以及劳动分工背后的社会分化机制被迎合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权威的神圣光环所遮蔽了。好像一切不平等都是那么“正常”和理所当然。
装修工人在一旁看书学习
哲学思考是作为劳动还是阶层文化符号
必须承认，就像工厂车间装配或外卖配送，哲学阅读和写作也是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来从事的一项劳动。在劳动分工的社会中，大部分劳动者实际上无暇从事专业性和职业化的哲学劳动——尽管从日常生活中每个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些哲学思考的，但我们可能未必会认为这些思考属于以往或当今的哲学范畴。我们会认为什么是哲学呢？
现实情况是，很可能我们并不根据思考的内容和方向来定义什么是哲学，而是根据权威的哲学专业人士的背书来定义什么是哲学。而历史上的哲学家，大部分总是具有充足闲暇时间来进行研究劳动的中上层精英。例如，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柏拉图出生于奴隶主贵族家庭，培根、黑格尔、尼采的父亲担任政府或宫廷职务，而斯宾诺莎、叔本华、杜威的父亲都曾是富商。因而，决定什么是智慧和教养以及到底谁更拥有知识的权力长久以来便是掌握在精英阶层的手上，似乎并不是一个夸张的说辞。当然，这里未必是说以上的哲学家们在撰写自己的著作时，心中总是抱定为有权势者说话的主张的。但是，他们的确很容易忽视相当一部分被损害者的利益，这也许是由于他们常常没有机会和动机去接触和理解本人所处的社会身份以外的群体（例如奴隶、女性、工人、黑人、在白人欧洲以外居住的人类等等）。
而他们的学说，如果得到官方的认可，总是易被实用主义地曲解，尽管成为统治性的官方哲学未必是他们的本意。
这种情形实际上很大程度延续到了今天。即便知识通过网络媒体得以大众化传播，我们仍然将哲学视为一种非平民的知识阶层有教养生活的象征符号。而在高扬现代科学理性和技术至上主义的社会土壤中，被视为“无用”的哲学训练更成为有闲阶层标示身份和将底层区隔开的一种文化资本。具有权威性的职业化哲学知识生产也从神学院和宫廷转移到了大学学院。当然，陈直的哲学研究的确说明，知识普及和传播渠道的多元化使得更多人具有通过自我教育来完成深度学习的可能性，从而主动打破这种文化区隔。但是对于那些经历了哲学训练却无法付出可持续的“闲暇”来维持思考的人来说，这种价值取向和现实生活的脱节可能的确容易使得他们无法得到自洽的满足——这种不满足恰恰不是由于哲学的贫乏，而是由于物质的贫乏，但却只能被迫到哲学那里去寻找慰藉。我们当然不应责备那些寻求哲学帮助的劳动者，也不应当责备哲学，真正不能放过的是那种先是将哲学职业化和精英化，接着符号化和商品化，进而“无用化”的社会机制。实际上，恰恰是在这种将大部分人与哲学分隔开的知识生产机制当中，我们无法获得哲学所允诺的真理和价值。哲学也由于它被迫远离了大多数人，而真的陷入了贫乏和死地。当我们看到试图寻求真理的人却在这套生产机制所制造的陷阱中失足时，这无疑是可悲的。
这样的哲学机制又能带给我们什么呢？至少在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的媒体传播当中，我们只看到阶层的凝视。通过宣扬农民工对哲学智慧桂冠的摘取，哲学不被视为一种具有历史性的劳动过程和结果，因而其本身可以被批判和改造，而是被视为特定阶层文化身份的象征符号，因而越稳固越静止越好。我们阅读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也就绝不是真正关心农民工的普遍劳动状况，不是关心他的思考，也不是关心海德格尔会给不同处境的人们带来什么，而是为了再次确证跨越或维持社会阶层的个人经验的合法性，从而也再次证明了以社会地位作为劳动分工主要依据的社会现实的合法性。
而当我们总是对一个下位者通过个人的奋斗和努力实现阶层区隔跨越，掌握了其原来社会地位所不具备的资源（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资源）的类型叙事表示出巨大的兴趣时，我们恐怕也并不是在真的在关注阶层差异，而是恰恰相反，试图用这类叙事来掩盖乃至“消弭”阶层差异的存在。正是在对一位农民工阅读海德格尔的行为的赞许声中，人们容易陷入到对其他并不阅读哲学理论的农民工（他们恰恰是大多数）的漠视乃至歧视中去——既然已有农民工做出了阅读甚至翻译海德格尔相关著作的壮举，那么其他农民工不读，显然是由于他们不够努力和上进——这种观念实在是太普遍了，可这正是一种典型的针对“受伤害者”的指控论调。如文章标题所言的那样：“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句话的某种潜台词难道不正是“一个农民工不思考海德格尔是不正常的事”吗？只有把这套话语背后的潜意识如此直白地言说出来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它的荒谬。
劳动者的知识和教养
也许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劳动者的自我文化教育会更有益一些：实际上，劳动总是需要知识的，而在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中，也总是会形成一定的文化范式和实践。
种植和养猪难道不需要知识吗？而诗经中的一些歌谣，也正是源自劳动号子。当我们嘲笑北大学生养猪时，我们显然不认同养猪也是一种需要知识的劳动。为什么潜意识我们就认为海德格尔的知识比养殖户的知识高贵？当我们说思考海德格尔再正常不过时，不妨让我们用同样的句式说另一种劳动：养猪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再正常不过。为什么我们要求一个农民工以认同上位者的方式去打破文化区隔，却忌惮反方向的实践呢？
当然，在现有的文化资源不平等状况难以得到立刻改观的情形下，要求劳动者拒绝精英阶层所生产的知识、文化和要求他们拒绝改善自身的处境同样是匪夷所思的。但是，忽视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文化和各类劳动中所包含的知识，却实在是一个更为根源性的问题。大部分劳动者当然不具备精英阶层所具有的文化资本，但正是在这种被占据的文化霸权之下，劳动者自己的文化创造被压制和埋没了。例如，正如费孝通曾指出的，乡村的农民在城市市民的眼中显得非常没有教养，因为他们随地吐唾沫。但是市民并没有意识到在农村里，口水吐在地上是可以立刻用灰土掩埋的。但是农民大多数时候没有机会去嘲笑市民不会种庄稼。而乡村的文化毫无辨别、一视同仁地衰微下去了。这便是城市的文化霸权对乡村的战胜。在《六论自发性》中，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则提到城市资本文化的挫败：以流水线生产T型车而闻名的亨利·福特曾幻想将这套资本工业的生产逻辑应用到农业种植中去，因而他在巴西亚马孙河岸建立了一个橡胶种植园。从生产模式上来看，这是对标准化的“福特王国”的复制。然而密集的“科学”种植使得这个项目彻底失败。书中提到的另一个例子则是19世纪西非热带地区的农业种植。英国农业推广员试图用一种“准宗教式的种植几何学信仰”来取代本地原住民果园的杂乱无章，但事实证明：造成视觉秩序上杂乱无章的套作、轮作、混栽以及树枝围田才是适应当地环境的可持续耕作方式。
同样的，工人阶级也可以形成自己的文化。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就强调，工人所创造出的对于身份识别具有重要意义的文化是在工会、合作社运动或政党里产生的集体的民主制度。例如，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合作社即由英国罗奇代尔的织工在1844年发起。由于在工厂劳动中日益陷入贫困，而当地杂货铺继续给基本生活物资涨价，工人们成立了罗奇代尔先锋社，联合起来开设自己的商店，以低廉的价格将他们原本买不起的面包等食物出售给其他工人，并形成了民主决策、公平贡献、平等分配、关注社区和注重文化宣传等核心原则。由此诞生的罗奇代尔原则成为日后各地工人合作社运动的基石。而保罗·威利斯在民族志著作《学做工》中认为，工人阶级子弟所形成的反学校文化正是一种反对阶级秩序的斗争形式，最终这些反抗的工人阶级子弟并没有接受资产阶级文化并进入到阶层上升的通途——尽管这种反文化使得他们作为劳动力最终仍然被纳入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之中。
正是在对劳动者文化压制和埋没的知识生产以及文化传播机制中，我们更倾向于认为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于其有益的，但是一个985博士去做木工、泥水匠、车间工人或外卖员则是一种对个人的不负责任以及价值的退行。当然，这里也不是说由于底层劳动者能够形成自己的文化，因而他们便能够满足于自己的生活境遇，而不再愿意改变造成各方面不平等的社会状况。而是说，劳动者形成自己的文化恰恰是推动社会制度改变（由自在的成为自为的）的一个必要因素。
从这个视角出发，我们将对一些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产生新的认识。例如，当某劳务市场的“大神”宁愿过着干一天玩三天的日子，而不愿意进到黑厂打工时，他们未必不是在生成一种独特的哲学和文化实践。当主张不结婚、不买房、不工作的tp主义席卷网络时，这可能并不是一种缺乏理性和思考的懒惰。当白领们纷纷倡导上班摸鱼、程序员喊着反对加班和996的口号时，这也绝不是不上进和不愿与老板共进退的自私。这是属于劳动者的“内在修养”和“德性”，往往比中产主张阅读海德格尔要管用的多。
为什么不敢承认，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太不正常的事？我们现在有了一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