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发仔

　　周文王姬昌所作《周易》的发轫本身就是一个神话，“河图”“洛书”最原始的因果之证与天人之说在其中有了现实的符号书写。历代贤人和当今学者对其深耕细刨、穷根究底，余意未尽，试图将《周易》所蕴含的思想因子作为叩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之门的密码。

　　《周易》是为玄学。《道德经》言：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周易》之妙，妙在图文共构，贵在儒道同尊，它不是一颗从天而降已成余烬的陨石，而是一座海纳百川、文可修性技可兴业的富矿，是华夏文明的总源头，是中华文化的聚焦点。

　　“神无方而《易》无体。”冯友兰先生说，《周易》如同宇宙代数学，在其公式和符号的套子里可以装下中国文化的任何事象，中国哲学也不例外。

　　《周易》之于中国哲学，是源与流的关系。先秦古人受思维水平、历史条件等的限制，从混沌的世界演变现象中有了朦胧而又不失睿智的认知，以人类特有的视域从整体上全面而系统地把握了身边的世界。人们在茹毛饮血的时代认识自身、感悟自然、参透天道，最终在中国文明的进程中演化出“三才之道”的哲学思想体系，形成“天人之学”的辩证法逻辑。

　　《周易》之于中国哲学，是一与多的关系。《周易》是中国哲学的最高渊薮，如果说《道德经》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世间万物做了哲学意象溯源的话，那么《周易》之阴阳八卦则对生生不息的整体性宇宙普遍规律架构了最早最完善的精神处所。无疑，《道德经》也好，儒释大义也罢，都是从《周易》之一衍生而来的。

　　在史学思想论域无法穷尽前贤,但可以在前贤的足印中寻找增量研究的蛛丝马迹。绵阳师范学院的刘延刚教授和潘昱州教授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学者，他们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深度挖掘、对地方文化和社会事象的理性思考，以及长期以来对中国哲学的理论梳理和质性研究，使得他们在《周易》与中国哲学的渊薮问题上既可以做到如庖丁解牛般游刃有余，也能在由点及面的分析中做到鞭辟入里、得心应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易〉与中国哲学问题研究》，基于《周易》思想精粹，以其中的范畴为经，以中国哲学的形态、思维方式、历史流变为纬，从补遗的学术视角出发，系统研究了《周易》对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易传》为中国哲学以经典传注、实践理性、宏大包容的思维模式埋下了难以超越的伏笔；去除卜筮功能的“易”学经孔子的提炼和丰富形成以和合为核心观念的儒家思想体系，经王弼的阐发掀起充满浪漫主义的魏晋玄风，经孔颖达的走针引线成就了上可通天、下能落地的宋明理学。无论是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还是儒释道的脱俗入世之说，都可以在《周易》简单而又深邃的符号系统中找到对应的图解。

　　华夏文明犹如奔流不息的黄河之水，绵延几千年而未在世界风云突变的大气候中断流，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大书中，以恢弘的气势书写了宛如耀眼星辉的哲学篇章。怎能说中国哲学没有一脉相承的体系？又怎能说中国哲学没有用理想照亮现实、关注人间？从《周易》之于中国哲学的关系研究中不难透析，中国哲学从混沌蒙昧的周代始就已经有了俯仰天地、纵横人文的大文化关照。在历史的车轮下，易学成就了先秦，充实了儒释道，穿过时光隧道，在历代学人的努力下不断去伪存真，走出了经学遗留的禁锢，一直在中华文化的道路上自信、自立、自洽。

　　“我注六经”是一种敬畏学术的态度，“六经注我”则是一种迎难而上的学术境界。两位学者的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历经几十年磨一剑，无疑值得我们静下心来慢慢研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