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直播｜​三联学术论坛03：重返“灵魂”——弗洛伊德与现代社会的抑郁

三联学术论坛03期

开放现场，欢迎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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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8月27日（周六）14：30

地点：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店二层

（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直播平台：三联书店三联书情视频号

李猛（北京大学哲学系）

甘阳（清华大学新雅书院）

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吴增定（北京大学哲学系）

肖瑛（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连线）

孙飞宇（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王楠（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钟杰（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

居飞（同济大学人文学院）（连线）

张巍卓（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弗洛伊德及其开创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从20世纪初开始即对现代社会的诸多思想与实践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伴随两次西学东渐广泛传播到中国。时至今日，弗洛伊德及其学说似乎日渐消隐，但他在19世纪末前后所深刻体察的诸多西方现代社会的心理/精神/灵魂问题，却在一个多世纪后的当代中国复现与繁衍，“抑郁”作为一种近乎流行性的精神症候，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代病”与时代问题。

如何重新理解弗洛伊德及其思想？这不只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弗洛伊德几乎以一己之力，直面西方文明史与近现代人类发展最为核心的问题，以“敌文明者”的姿态向我们展示了理解西方文明及其思想建构的一种独特路径。他并不是我们一直以为的“心理学家”，而是与尼采、叔本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等同时代的思想者一样，对现代文明与人类未来做出深刻诊断的哲学家与社会理论家。

弗洛伊德的思想与理论需要被重新激活与讨论，并由此直面“现代社会的抑郁”和解决之道。借孙飞宇新著《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出版之机，我们邀请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等相关领域的学者共同讨论如下问题：如何理解弗洛伊德的西方文明批判？精神分析理论呈现了弗洛伊德怎样的社会理论视野？如何在当代中国的文化语境和视域中理解精神分析？如何面对中国社会日渐严重的抑郁情绪？

【推荐阅读】《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科学作为天职：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山水天地间：郭熙<早春图>中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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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节选自《从灵魂到心理：关于经典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三联书店 2022-1）

在上述分析中，我们并没有讨论美国社会科学的变迁。事实上，弗洛伊德在美国社会科学中的诞生和死亡，也就是说，弗洛伊德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及其式微，在本书中虽然有所涉及，却并没有成为研究主题。然而，无论是皮特·伯格、托马斯·卢克曼还是赖特·米尔斯都不会想到，时至今日，精神分析不仅在心理学中销声匿迹，对于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也如同经典社会理论一样，越来越仅仅成为某些“文献综述”中一笔带过的遥远领域。这一变迁正如“灵魂”视角在精神分析中的消失一样，有其具体的背景和原因。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对于美国社会学的“科学化”背后所隐藏的意识形态以及实用主义的前提与假设都做出了清晰的分析。从这些论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社会学的发展趋势以及弗洛伊德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消失。对于那些以“抽象经验主义”为主要研究取向，具备明显的“科层制度气质”的研究者，米尔斯曾经如此写道，

他们选择社会研究作为职业生涯，早早进入非常狭隘的专业分工，并对所谓“社会哲学”养成了一种漠然乃至蔑视，认为它意味着“从其他书本里攒出书来”，或“无非是些玄想思辨”。听听他们彼此之间的交谈，试试掂量一下他们那份好奇的品质，你会发现其心智的局限简直要命。

这种“局限”的来源非常多元。在这一方面，美国社会学家本·阿格尔（Ben Agger）已经对于美国社会理论演变史进行了相关研究。在各种原因之中，必然存在着一种原因，能够使得这些社会学学者具备充足的理由来“漠视乃至蔑视”社会哲学，那就是在社会结构变迁与权力机制背景下的“研究技术的进步”。这一点，与前面我们所讨论的精神分析的变迁非常类似。所以，弗洛伊德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消失，所服从的是经典社会理论家整体在当代社会科学中的消失这一趋势。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米尔斯甚至写下了一段完全可以用来描述精神分析美国化的文字，来描述他正在经历的美国社会学在文风方面的变化：

在今天的许多学术圈子里，任何人要想写得通俗易懂，就很可能被指责为“只是个文人”，或者还要糟糕，“就是个写稿子的”。或许你已经懂得，人们通常用的这些措辞，其实只是显示了似是而非的推论：因为易懂，所以浅薄。美国的学术人正在努力过一种严肃的学术生活，而他们身处的社会背景往往显得与前者格格不入。他选择了学院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为此牺牲了许多主流价值，他必须以声望作为弥补。而他对于声望的诉求，很容易就变得与其作为“科学家”的自我意象紧密相关。要是被称作“就是个写稿子的”，会使他觉得丧失尊严、浅薄粗俗。我想，在那些雕琢矫饰的词汇底下，在那些繁复夹缠的强调与文风背后，往往正是这样的处境。这样的做派学起来不难，拒绝起来倒不容易。

社会学研究在最初显然并非如此。无论是涂尔干对于社会学“作为一种道德的科学”还是韦伯将学术工作视为一种“天职”的演讲，对于社会学的界定都同时在考问学术研究在“灵魂”方面的意涵与实际的工作。当然，他们也都曾对社会学作为一种科学和职业的理性化发展所带来的对于“灵魂”问题的遗忘，提出过不甚乐观的看法。时至米尔斯的时代，类似于《社会学的想象力》的研究并不罕见，也都曾指出过这一职业化的发展对于社会学之为社会学的损害。时至今日，“灵魂”问题在社会学的理论思考、方法论探索和具体研究之中，都已不多见了。本书虽然研究的是精神分析，然而基本出发点却是社会学的这一状况。从这一角度来说，精神分析在社会学中影响力的式微是必然的。不过，本书无意于对精神分析在社会学中的生与死做一番梳理。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史和变迁史背景下，我只是希望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回到弗洛伊德那里来寻求一个问题的答案：什么是精神分析？我希望通过对于精神分析变迁史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为我们理解社会学，乃至一般意义上的思想与学科流变，提供可资借鉴的镜像。毕竟，精神分析与它们都共处于同一种现代性场域之中。

如前所述，精神分析发展史上的各种流派都对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弗洛伊德本人也曾做出许多不同的回答。在他那里，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治疗方法。这一治疗方法同时又是一种科学与艺术的混合，是医疗实践同时又有别于医学，是与人类的艺术宗教同等类别的存在。不同的研究视角自然会带来不同的精神分析。就本书而言，如果将其置于社会思想史的范畴中重新理解精神分析，如果要强调其“灵魂”这一核心意象，那么在本书的最后，我想要援引的，是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的最后对于精神分析的界定：精神分析乃是一种再教育。在向维也纳大学的师生们介绍精神分析的课程结尾处，他总结说：“精神分析疗法可以被恰当描述为一种再教育 （aer-education/Nacherziehung）。”“再教育”的意思是说，精神分析的谈话疗法，是在一个人成长史中所接受的教育之后和之外的另一种教育。

Sigmund Freud（1856-1939）

这一界定使得弗洛伊德的工作可以在社会与政治思想史中，与诸多思想家的工作关联在一起进行理解。例如，我们可以将其与卢梭的《爱弥儿》关联在一起，将它们理解成为一个可以比较的传统。卢梭与爱弥儿，弗洛伊德与他的患者，同样的教育关系，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种可以比较的结构。只不过，卢梭在一开始所面对的，是作为孤儿的婴儿爱弥儿，而弗洛伊德所面对的，则是作为成年人的患者。卢梭是一位与爱弥儿一起成长的人生导师，在这个过程中，践行着关于“如何做人”的教育。而弗洛伊德则通过谈话回溯到患者的生命史与生活世界中去，以实现一种“再教育”。这种再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首要目标是治疗。不过弗洛伊德对于这种治疗的理解，具有两层意义。首先是使得症状不再出现，然而这一要求必然使得弗洛伊德的理论要求个体与自我和解，也就是说，使得“我”与一个更大的“我”和解。弗洛伊德相信，假如一个人的“力比多和他的我之间不再有矛盾，他的我又能控制力比多，他就会变得健康了。所以治疗工作便在解放力比多，使其摆脱当前的依恋物（这些依恋物是我所接触不到的）而再度服务于我”。

弗洛伊德与母亲

与自己和解，意味着与自己的无意识和解。而无意识的主要来源，在于其——相对于意识而言的——社会性和历史性。也就是说，弗洛伊德这里的个体，并非仅仅指个体本身，而是同时凝聚着个人的生命史在场以及在这一生命史中与他人共在的关系，这样才会有我与“我”的和解这一说法。而这一和解意味着什么呢？在《精神分析引论》的最后弗洛伊德强调，这就是说，要帮助患者增强其独立性，帮助其成长。由于俄狄浦斯情结乃是所有人——同时也是孩子——的宿命，所以俄狄浦斯情结作为所有官能症的核心，必然预示了这一作为再教育的治疗的方向，同时也是一个人独立和成熟的方向。这一方向就是：“人之个体必须致力于一种伟大的工作，即脱离父母，只有完成了这一任务，他才不再是一名孩童，而是成为社会共同体（social community/sozialen Gemeinscha）的一名成员。对于儿童来说，这一任务就要求他将其力比多愿望/欲望从母亲那里脱离开，而用以选择真正的外在客体对象，并且，如果他还在与父亲相对立，那么要与父亲和解；或者如果是作为一种对于他在儿童期反抗的反应，他仍然服从于父亲的话，那么就要将自己从父亲的压力中解放出来。”对于弗洛伊德来说，由于精神分析所揭示的并非只是神经症患者的机制，而是所有人的普遍机制，所以精神分析的任务和成就是针对所有人的，他说：“这些任务是针对所有人的。非常令人震惊的是，极少有人能够用理想的方式处理它，也就是说，同时在心理学和社会层面上都处理好。”这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精神分析乃是一种“再教育”的意义。

Salvador Dalì

成为独立的人。这正是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事关“灵魂”的教育和自我教育的根本诉求。对于叙述者和言说者来说，都是如此。不过，这种教育不同于卢梭的教育。如果是针对年轻人或者无法自立的人，弗洛伊德毫不犹豫承接过教育的职责，“对于他们来说，我们只得兼为医生与教育家，我们深知自己那时的责任重大，遂不得不慎重从事”。然而一般而言，弗洛伊德明确说，在治疗中，分析师要“力求避免扮演导师的角色”，而是帮助患者自己“看到”之前看不到、以为自己不知道的自己，最终促成患者独立人格的重新构造，“只希望患者能够自己解决”。这种教育并没有明确的道德诉求，恰恰相反，一方面，弗洛伊德本人会采用某种具有现象学色彩的诉求，即首先要求患者放弃对于“事业、婚姻的选择，或离婚”等方面的重要决定，弗洛伊德力辩精神分析并非旨在“鼓励自由的生活”；另一方面，他明确声称自己并非在提倡传统道德：“二者都不是我们的目的。”弗洛伊德的目的在于，治疗能够帮助患者自主地做出“适中的”选择。在这个意义上，治疗是帮助患者“认识”到真理和他自己的过程。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而这是使得精神分析具有重要意义的特征。弗洛伊德自己也明确说，“一个受了治疗的神经病人虽然在骨子里依然故我，但确也变成一个不同的人物——就是说，他已经变成了可以在最优良的环境下所能养成的最优良的人格。这就不是一件无足轻重之事了”。这一点，对于患者或者分析师而言，对于病人或者医生而言，对于学生或者教师而言，都是如此。重返精神分析的社会学研究，如果不仅仅是重返其理论资源，而且还能够在西方的传统之外，另辟蹊径，重新认识到这一点，那才是真正认识到经典精神分析对于社会学的意义，也才能够真正借由精神分析进入对于西方文明的实质理解和对于当前中国社会学的深刻理解，从而帮助我们当前的学术研究从经典中获得深刻的活力。

孙飞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2-1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对弗洛伊德经典精神分析的全新研究。

20世纪，弗洛伊德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与英文“标准版弗洛伊德心理学作品全集”的翻译出版有着直接关系。本书从弗洛伊德作品的英译本与德文原著之间细微的文本差异入手，颇具理论想象力地展现了精神分析在从德国向世界范围（特别是美国）的传播中，如何从一项依据人类文明的精神传统和兼具艺术与科学的思想实践，逐渐理性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过程，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的思想核心“灵魂”和对人类文明的关注，在其传播变迁中经由“理性化”而成为了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

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青学子们做了《科学作为天职》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对科学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了韦伯常销不衰的代表作。

为了纪念一百年前的这篇演讲，韦伯研究者李猛以“我们时代的命运” 为核心关切，编选了这本与韦伯对话的文集：不仅全新精译了演讲全文，收录了六篇韦伯同时代人对此篇演讲的批评与回应；还组织国内学人如渠敬东、应星和田耕等为文诠释韦伯当年的思考，直面当下中国日益严峻的学术体制化与专业化困局，借助经典的力量来审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为学术研究寻找信仰和职业的基础。

《山水天地间》聚焦于北宋著名画家郭熙的代表作《早春图》，通过大量的图像细读，结合经典画史画论中的描述与品评，对宋代山水画中所蕴含的文化特质，分“物象与心观”“近质与远势”“天高与地远”“人迹与神居”“笔墨与品格”五个方面做了深入剖析，逐渐展开以苏轼、黄庭坚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胸中的大观世界。在古今中西对比的视野下，探寻中国艺术的文化内核与精神高度。

[美]C. 赖特·米尔斯 著 陈强 张永强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10

ISBN：9787108057259定价：35.00元

《社会学的想象力》堪称米尔斯一生学术精华的大成之作，它以批判美国社会学界的成果作为全书的探讨主题，运用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并结合作者在社会阶层等方面的研究经验，批判传统学科的抽象与僵化界限，由此强调“社会学想象力”的重大意义。

本书初版于1959年，现在已成为英语世界，乃至世界各地社会学教学中广受推崇的入门经典；1969年美国社会学界还就本书发表三十周年召集学者进行回顾性的专题研讨。现在这个中译本据牛津大学出版社刊行的四十周年纪念版译出。

[法]埃米尔·涂尔干 著 渠敬东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7.01

作为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韦伯的齐头比肩者，埃米尔·涂尔干同样被誉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其特殊的理论地位和思想影响是不言而喻和不容置疑的。本书发表于1893年，它不仅仅是一篇涂尔干为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而提交的论文，更是他最初确立其思想理论的开山之作，其重要性是无需赘述的。在这部著作中，涂尔干既提出了“社会团结”“集体意识”“功能”“社会容量”“道德密度”以及“社会分化与社会整合”这些后来一直为社会学界所沿用、修正和争论的概念，也通过对“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环节社会”与“分化社会”以及“压制性制裁”与“恢复性制裁”的纵向二元划分，探讨了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概言之，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之基本立场在本书已初现端倪：一切存在与现象的根源，皆为“社会”。

渠敬东 王楠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12

王楠通过洛克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与洛克《人类理解论》中对人性的分析、《政府论》中对政治社会的考察联在一起，全面阐述了洛克通过教育培养现代社会中自由理性的人的基本思路。渠敬东集中深入地考察了卢梭的《爱弥儿》一书，社会理论以往并没有充分考虑《爱弥儿》中的教育模式对现代社会的深刻影响，渠敬东的分析有力地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不仅和上篇对洛克的教育思想的考察构成了具有丰富理论张力的对照，同时也勾画出教育在构成现代社会的人心秩序方面所经历的一段重要历程。

由王楠撰写的上篇并没有把视野局限在《教育漫话》，而是将洛克的教育思想放在由《人类理解论》、《政府论》等著作构成的洛克总体思想体系中。由渠敬东撰写的下篇基于国内外对卢梭名著《爱弥儿》的大量研究成果，将《爱弥儿》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其主题是，如何培养一个“人”与如何培养一个“公民”。作者对附录中书柬的讨论也非常精彩，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使爱弥儿作为人的处境和作为公民的处境都遭到了巨大挑战，面对这些挑战的时候，爱弥儿对自由的理解反而更加深入，在奴役中获得了对自由的真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