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一名老人在重阳游园会上拍照留影。
中国传统节日大致可以分三类。一类是农历初一、十五的朔望日，以一月十五、七月十五和十月十五的三元节最为典型；第二类是四时消息的“二分二至”，即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第三类就是“重日”，著名的有一月一的元旦岁首、二月二的龙抬头、三月三的上巳节、五月五的端午节、七月七日的七夕节，以及九月九日的重阳节。有学者统计过，重日为节，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要占了一半。
朔望日和“二分二至”具备明显的天文特征，世界上很多文明都会将其作为节日。“重日”为节，则是源于中国古老的术数，似乎是中国独有的节日设置方式。农历一月一日到九月九日的九个“重日”中，仅有四月四和八月八没有转化为传统节日。有些地方还有把农历十月十日作为“十全节”的民俗，但流传不广。这是因为在术数之源的《易经》中就止于九。古代术数中，单数为阳，双数为阴，九是阳数中最大的，即所谓极阳之数。所以，“九”在术数体系中的地位就特别崇高，重日中九月九日的重阳很早就受到了重视。
三国时代重阳日就已经有了节庆的雏形。魏文帝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写道：“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还有一条经常被引用的重阳节起源资料，来自西汉年间成书的《西京杂记》。其中记载西汉时的宫人贾佩兰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如果这条真是西汉年间的记载，那么足以佐证后世的重阳节习俗除了登高以外，在西汉时期都已经定型了。但是，这一记载的真实年代是存疑的，因为《西京杂记》的成书年代存有争议。
《西京杂记》并非西汉完成的著作流传后世，而是由晋代的葛洪从家藏的汉代史稿中辑出的，面世时已经是“二手货”了。而葛洪辑出的《西京杂记》也没有流传下来，存世的《西京杂记》是葛洪百年余后最后成书的，是成于南朝齐梁之际文史家吴均之手的“三手货”。吴均的“史德”在生前身后都颇受争议，成于其手的《西京杂记》的真实性在当时、后世都受到怀疑。《西京杂记》到底几分真伪、多少可信，就成了一段大公案，一直争论到清代也没有定论。比如，乾隆年间纪昀编纂《四库全书》，对《西京杂记》斥之为伪书，而训诂大家段玉裁又竭力为之辩护。
既然《西京杂记》真伪存疑，那么其中对西汉重阳节习俗的记载也不可尽信的。不过，至少可以确认的是，在南北朝时期，重阳节“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已经流行于世了。与后世的重阳习俗相比，《西京杂记》中缺少的只是“重阳登高”了。有趣的是，“重阳登高”的出处也是这位吴均，出自他的志怪小说《续齐谐记》。
《续齐谐记》现存仅十七条，其中有一条是写重阳日起源的“灵异版本”：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山。……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费长房在《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有传，他应该是当时知名的术士，在后来各类志怪传奇、道教神仙传中也是常客。“汝南桓景”没有信史的记载，也没有其他更多的事迹传世，不见得是真实的历史人物。《续齐谐记》这条重阳节习俗溯源，可信度不高，却可以佐证重阳登高在吴均的时代已经是常见的节庆习俗了。
《续齐谐记》除了重阳节外，还记载了三月三、七月七和五月五三条重日相关的内容，包括今天我们熟知的七夕节织女会牛郎、端午节纪念屈原。
为后世留下不少节日典故的吴均，在公元520年作古，距今已经1500年了。他记载的古老节日至今依然在我们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令人感慨。
到了唐宋时代，重阳节的习俗已经基本固定了下来，产生了不少以重阳为主题的文学佳作。王维的名篇《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脍炙人口，是重阳诗作中的代表。李白有一首不大出名的重阳诗作《九月十日即事》，也很有意思，“昨日登高罢，今朝再举觞。菊花何太苦，遭此两重阳。”苦的不是菊花酒，而是登高望远的思乡之情吧。客旅他乡的游子，酒杯中盛着乡愁。
重阳节最后一次变化则是当代。重阳节传统上是“宜于长久”“求寿”的节日，较之其他节日更有敬老的意义。1989年我国政府将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2012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老年节。重阳节因此成为关爱尊长的节日而深入人心，这是对传统节日一次成功现代阐释，很有意义。不过，如果能把老年节、老人节改成“长寿节”，或许更能融汇古今，也更宜于长者们的心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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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