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观点：中国人的天下意识，一源自《周易》，一源出《山海经》。
《周易》洞悉万物本原，推崇变化；《山海经》的叙述以山为中心，所谓“又西一百四十里”“又东一百五十里”，虽有千山万水，却有仿佛坦途一样的畅达，深具少年之气。在“海外四经”记叙中，开篇的“六合之间，四海之内”思想，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天下意识。
我们看中国古代的经典著作，很少有人说路途之苦、时光之缓，而是一份从容与豁达，背后即是对人世变化的理性认知，和由天下意识所寄寓的山水涵养出的内心格局。
王敖的学术著作《中唐时期的空间想象：地理学、制图学与文学》(长江文艺出版社)，在此向度上别出心裁，是近年来学界能予人启发的创见之作。
他认为“在唐王朝经历安史之乱后，致力于恢复帝国秩序的期间”，“人们高涨的地理空间意识”，首先反映在地图与地理学的变化上，如朝廷资助撰写的贾耽《海内华夷图》及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二位均曾官至宰辅，在政治家身份之外，也是重要的地理学家。王敖并未言及贾耽的《海内华夷图》与《山海经》的关系，但对“华夷”二字的辨析，却印证了其源流。
其次体现于源源不断创作出的文学与地理两个领域的交互文本。文学与地理的交互，属于被动的文本，究其本质，是职场变化导致的个人行迹区域的变迁。书中举了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人文采斐然的作品，诗与游记，璀璨可观。他们的仕宦行历，需要时时借助于前者的帝国疆域“地图”，但对他们而言，地图不仅仅是疆域，更是心灵史。
王敖并未局限于文学意义上的论证，还有一个观点颇为珍贵。贾耽的地图，采用了地理与天文的连接，“将地上的地理风貌与天上的星辰相对应”“将行政区划与二十八宿相对应”。这段论述照应了先秦的宇宙观，结论又回到了现实的政治，“通过天象与地理的对应，中华疆域形成了几乎永久性的固定系统”。
相应的记载脉络在《史记》之后的中国历代史书之天文志中，也有侧证。诸如太史丞李淳风的天文学厘定、一行法师的天文测量。一行法师的天文测量，北至铁勒回鹘，南至日南林邑，在宇宙星宿中，发现人类的位置。
王敖对中唐主题的选择，颇见匠心。此时的唐朝，历经战乱，帝国秩序等待重新梳理，未来的版图遥未可知。但《周易·系辞传》所谓“生生之谓易”，官宦文人的作品中仍普遍体现出一种“焕然”与“勃发”之气。在当时，中华疆域“固定系统”的概念已然根深叶茂，这个结论可以解释中国文化中的众多问题。
在《山海经》诸卷，这些早已有了清晰轮廓。如果说《尚书·禹贡》勘定了九州，那么“海内经”提供了一种母体上的可能，文化上的心理学上的趋同性。
这也是另一本珍贵的先秦记游之书《穆天子传》的非凡价值所在：天山南北并非遥远的天际；万川归海，而华夏两河均出自昆仑。所以，历朝疆域无论如何变迁，昆仑山始终都是华夏文明的源溯，一种无形又茁壮的文明更生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