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瓦尔·赫拉利 ：2050年，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工作？

放慢改变的速度，或许能让我们有时间创造足够多的新工作机会来弥补大部分损失。但就像前面说的，经济上的开创精神必须搭配教育和心理方面的变革。假设新的工作岗位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职位，那么也就可能需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而且，随着人工智能不断改良，人类劳动者也需要不断学习新技能，改变自己的专业领域。政府必然需要介入，一方面提供终身教育补贴，另一方面提供安全网，协助国民面对无法避免的过渡期。

假设一位40岁的前无人机驾驶员需要三年时间才能成功转型为虚拟世界的设计师，在这段时间内，他和他的家人很可能需要很多的政府协助才能维持生活。（目前北欧各国正在试行此类方案，信念在于“保护劳工，而不是保护工作”。）

然而，就算有足够的政府协助，像这样让几十亿人不断重新再造自我，究竟会不会影响人们的心理平衡，仍是未知数。如果就算我们付出一切努力，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人口被挤出就业市场，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寻找新的模式，来面对“后工作社会”、“后工作经济”和“后工作政治”等种种议题。第一步就是要诚实承认，我们固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模式并不足以对付这样的挑战。

有些人可能会说，就算人类无法在工作上与人工智能竞争，但还是要靠人来消费吧？人类怎么可能会在经济上无足轻重呢？然而，未来的经济究竟还需不需要由人来作为消费者，现在实在很难说，因为机器和计算机也可以成为消费者。

理论上，让A矿业公司生产和售卖铁砂给B机器人公司，B机器人公司再生产和售卖机器人给A矿业公司，A矿业公司于是生产更多铁砂，让B机器人公司能生产更多机器人，这样就形成一个经济环。只要两家公司不断互相交易，就能不断成长扩张到银河系的彼端。它们只要有机器人和计算机就行了，根本不需要人类作为消费者。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计算机和算法不再只是生产者，还同时扮演起了客户的角色。例如在证券交易所，算法正成为债券、股票和期货的最重要买家。同样，广告业最重要的客户也是算法：谷歌搜索算法。现在设计师设计网页的时候，常常迎合的是谷歌搜索算法，而不是哪个人的品位。

算法显然没有意识，所以不会像人类消费者那样享受自己购买的物品，做决定时也不会受到感觉和情绪的影响。毕竟，谷歌搜索算法怎么都不可能真的尝一口冰激凌。然而，算法会依据其内部运算和内置偏好来做出各种选择，而这些内置偏好对人类世界的影响也日益增加。以冰激凌品牌为例，谷歌搜索算法对网页搜索结果的排序有十分复杂的考虑，而全球最成功的冰激凌品牌就是被谷歌排在前面的那几家——不见得是真正最好吃的那几家。

我是从自身经历中体会到这一点的。每次我出书的时候，出版社都会请我写个简短的介绍，让他们用于网络宣传。但出版社会把我写的文字改成迎合谷歌算法的版本。在看过我写的文字后，出版社告诉我：“不要用这个字，换成那个字比较好，能在谷歌算法里得到更多的关注。”我们知道，只要抓住了算法的目光，抓住人类的目光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这样一来，我们既不需要人类作为生产者，也不需要人类作为消费者，那么，什么能保障人类的生存与心理健康呢？我们不能等到危机彻底爆发才开始寻找答案，那时候就太迟了。为了应对21世纪这一前所未有的科技和经济动荡局面，需要尽快发展新的社会及经济模式，并以“保护人类，而不是保护工作”为指导原则。很多工作不过是无聊的苦差事，本就应该被淘汰。例如，没有人一辈子的梦想是成为收银员吧？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要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以及保护其社会地位和自我价值。

有一种新模式越来越受到关注，即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basic income, UBI）。全民基本收入认为，政府应该对控制算法和机器人的亿万富翁和企业征税，再用这笔税金为每个人提供足以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慷慨津贴。这样一来，既能解决因失业和经济混乱而产生的贫穷问题，也能保护富人不受平民主义的怒火洗礼。

一个相关的建议是要扩大“工作”的定义。目前有几十亿个父母照顾着孩子，邻居照顾着彼此，民众组织着种种社群，这些活动都有其价值，但都不被认可为“工作”。或许我们应该改变一下观念，意识到照顾孩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具挑战的工作。这样转念之后，就算计算机和机器人取代所有司机、银行经理和律师的工作，也不会出现工作短缺的状况。

当然，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该由谁来考核这些新认定的“工作”，并为其付费。6个月大的婴儿大概还没办法付给妈妈工资，这时就需要政府承担起这个责任。另外，如果我们希望此类薪水足以负担家庭的基本开销，那么最终这和全民基本收入也就没有太大差异了。

还有一种做法，政府可以提供全民基本服务，而非全民基本收入。换言之，政府不是直接给钱让人乱花，而是提供免费的教育、医疗保健、交通等服务。事实上，这就是共产主义描绘的愿景。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究竟是该为民众提供全民基本收入（资本主义的天堂）还是全民基本服务（共产主义的天堂）。两个选项各有优缺点。但无论你选择哪个天堂，真正的问题还是在于“全民”与“基本”的定义。

02

什么是“全民”？

无论是全民基本收入还是全民基本服务，通常认为都是由国家来提供的。到目前为止，各种全民基本收入措施都还只是明确限定在某个国家或某个城市执行。2017年1月，芬兰开始为期两年的试点，为2000位失业的芬兰人每月提供560欧元，不论他们在试点开始之后是否找到工作。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意大利的里窝那市（Livorno）和荷兰的几个城市，也有类似的试点正在进行。（2016年，瑞士举行了全民基本收入提案公投，但选民最后否决了这项提案。

这些国家或城市计划的问题在于，自动化的主要受害者可能并不住在芬兰、安大略、里窝那或阿姆斯特丹。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某国人民的生计可能完全依赖其他国家的市场，然而，自动化可能会对这种全球贸易网络的大部分地区造成破坏，给最脆弱的环节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20世纪，缺乏自然资源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靠出售非技术工人的廉价劳动力取得经济进步。今天，仍有数百万孟加拉国人靠制作衬衫卖给美国以营生；在印度的班加罗尔，也有许多人是在客服中心为美国企业处理客户投诉电话。

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机器人和3D打印的兴起，廉价非技术工人的重要性将会大大降低。对纽约人来说，以后不用大老远地在孟加拉国生产衬衫再运到美国了，只要在亚马逊网络商店选购中意衬衫的程序代码，就能直接在纽约将衬衫3D打印出来。第五大道上的Zara（服装品牌）和普拉达（Prada）店面可能会被位于布鲁克林的3D打印中心取代，甚至有些人可能家里就有一台3D打印机。

同时，如果打印机出了问题，也不用打电话到班加罗尔的客服中心，而是直接和谷歌云服务的人工智能厂商代表对谈（人工智能的口音和语调还能依你的喜好来选择）。于是孟加拉国和班加罗尔的纺织工人和客服人员失业了，却又得不到必要的培训以转向时尚衬衫设计或计算机编程，他们要怎么生存下去？

如果人工智能和3D打印确实接手了过去在孟加拉国和班加罗尔的工作，那么过去流向南亚的收入现在则流进了加州少数科技龙头企业的金库。于是，全球经济虽然增长，却不是让全球的情况普遍改善。我们看到的是像硅谷之类的高科技中心财源滚滚，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崩溃。

当然，包括印度和孟加拉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也有可能进步得很快，一起加入胜利者的队伍。只要有足够的时间，纺织工和客服中心人员的子孙也可能成为工程师或创业者，负责制造甚至自己就拥有计算机和3D打印机。然而，能够这样转业的时间正点滴流逝。在过去，廉价的非技术劳动力就像一道跨越全球经济鸿沟的稳固桥梁，就算某国发展速度缓慢，最后还是可以平安跟上彼方的脚步。

在当时，走得稳比走得快重要得多。然而，现在这道桥梁正摇摇欲坠。已经成功跨过桥梁（已从廉价劳动力发展到高技能产业）的国家，大概前景可期；但还落在后面的国家，可能就会发现自己被困在鸿沟错误的那一边，再也没有任何方式能追赶彼方。如果再也没有人需要你的廉价非技术劳动力，而你又没有资源打造良好的教育体系、教授劳动力新的技能，岂不就束手无策？

这样一来，那些落在后方的人会面临怎样的命运？美国选民大概会同意，亚马逊和谷歌这些美国企业在美国缴的税，可以用来为宾夕法尼亚失业的矿工或纽约失业的出租车司机提供津贴或免费服务。只不过，如果是特朗普口中的“屎洞国家”，美国选民是否也会同意把税金拿去补贴这些地方的失业民众？如果你以为真有这种可能，还不如说圣诞老人和复活节兔子会跳出来解决这个问题。

03

什么是“基本”？

全民基本收入和全民基本服务的用意，就是要照顾基本的人类需求，但“基本的人类需求”并没有公认的定义。从纯粹的生物学角度来看，智人每天只需要1500~2500卡路里热量就足以存活。高于这个数字，其实就是奢侈。但历史上所有文化所认为的“基本”，都不止于这条“生物贫穷线”。

在中世纪欧洲，可能认为参加教堂礼拜比食物更重要，因为礼拜看顾的是你永恒的灵魂，而不是你暂时的身体；而在今日的欧洲，良好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服务被认为属于人类的基本需求。还有人甚至认为，现在对于男女老幼而言，使用互联网属于基本需求。

如果2050年有个世界联合政府，决定向谷歌、亚马逊、百度和腾讯征税，好为世界上所有人（不论是在孟加拉国还是在底特律的居民）提供基本收入或服务，这里的“基本”究竟该如何定义？

举例来说，基本教育包括什么？是只要有读写能力就行，还是要会写计算机程序和拉小提琴？是只要提供6年的小学教育，还是要一路照顾到获得博士学位？医疗保健呢？如果2050年医学发展已经能够推迟衰老、显著提升人类寿命，这些新的疗法是该让全球百亿人口雨露均沾，还是让少数亿万富翁个人独占？如果生物技术已经能让父母把儿女“升级”，这会被认为是全人类的基本需求吗？还是我们会看到人类分裂成不同的生物种姓，一边是富有的超人类，所拥有的能力远超另一边可怜的智人族群？

不论选择如何定义“基本的人类需求”，一旦免费提供给所有人，就会被视为理所当然，接着就会出现激烈的社会竞争和政治角力，争夺种种“非基本”的奢侈品，不管是拥有自驾车、使用虚拟现实公园的权利，还是由生物工程增强身体健康。然而，如果失业民众手中没有任何经济资产，很难想象他们究竟要怎样才有可能取得这些奢侈品。这样一来，富人（腾讯的高层、谷歌的股东）与穷人（依赖全民基本收入的人）之间的差距可能不仅比现在更大，而且更无跨越的可能。

因此，就算2050年已经有些全民基本方案，能够为穷人提供比今天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和教育，他们仍然会对全球的不平等和缺乏社会流动而感到愤怒。民众会觉得整个社会系统对他们不公，政府只为超级富豪服务，而且自己和子女的未来除了往下滑落便别无其他方向。

智人本来就不是一种会满足于现状的动物。他们的快乐很少取决于客观条件，而多半取决于自身的期望。然而，期望又往往会因为各种条件（甚至包括其他人的条件）而不断调整。整体客观条件改善的时候，期望也会随之膨胀，于是虽然客观条件可能已经大幅提升，我们却可能还是像以前一样不满。今天，如果全民基本收入和服务的目标是要改善2050年一般民众享有的客观条件，那么成功的概率应该不小。但如果它的目标是要让人对自己所享有的一切在主观上更满足，并且避免社会产生不满的情绪，那么失败的机会应该就很大。

要真正实现其目标，全民基本收入和服务还必须搭配让人民有些有意义的目标，从体育到宗教，等等。讲到要在“后工作世界”过着幸福满足的生活，或许到目前为止最成功的实验方案出现在以色列：有大约50%的极端正统派男性犹太教徒从不工作，把生命都奉献给研读宗教经典、进行宗教仪式。他们和家人之所以不会饿死，一部分原因在于他们的妻子通常都有工作，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政府会为他们提供慷慨的补贴和各种免费服务，确保他们拥有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早在“全民基本收入”这种说法出现之前，犹太教就已经抢先一步。

虽然这些极端正统派犹太男性又穷又失业，但一次又一次的调查显示，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比以色列社会其他任何阶层都高。原因在于整个社群心手相连的力量，以及他们在研读经典、执行仪式时寻得的深切意义。如果说一边是一个小房间，里面满是犹太男性讨论着《塔木德》，另一边是一整座大型血汗纺织工厂，里面满是纺织工人在辛苦地工作，那么比较欢乐、比较有参与感、比较有想法的，大概会是那个小房间里的人。多亏了这群又穷又失业的人，在全球生活满意度调查里，以色列的排名也算是名列前茅。

世俗的以色列人常常抱怨极端正统派对社会贡献太少，都是靠着别人的努力来过活。世俗以色列人也常常认为，极端正统派的生活方式不可能永续，特别是极端正统派的家庭平均足足有7个小孩。国家迟早会无法应对这么多的无业人口，让极端正统派不得不去上班。但事情可能正好相反。随着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把人类赶出就业市场，极端正统派犹太人有可能会变成未来的楷模，而不是过去的化石。并不是说每个人都要变成正统派犹太教徒、上犹太初等学校、研读《塔木德》，但对所有人来说，对于意义、对于社群的追求，将有可能变得比对工作的追求更为重要。

如果我们能够打开一张全民经济安全网，再结合强大的社群及有意义的目标，那么工作被算法抢走也可能是塞翁失马。话虽如此，如果被抢走的是对生命的控制权，情况就可怕得多了。虽然我们正面临着人类大规模失业的危险，但更该担心的其实是人类目前握有的权威被算法夺走。这样一来，可能会让人类对自由主义这套故事彻底失去信心，而开启一条通往数字独裁的道路。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