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道之源，智慧之美

《周易》的生活智慧

今天学《周易》，就是要学《周易》的智慧，而《周易》的生活智慧呢，可以概括为一个“变”字。“变”是《周易》的核心观念之一，西方人以前翻译《周易》，就是翻译成“变化之书”。《周易》讲“变”，就是强调人们要顺应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并在这种顺应的过程中找准自己的位置，使自己永远处于一种恰当有利的位置。具体来讲呢，又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成功或走运的时候如何防止变；一方面是在失败或倒霉的时候如何促进变。简单一点说，就是如何变和如何不变。

比如说，你现在很成功，你希望保持住这种势头，那你就要防止变，但防止变的办法仍然是变。变什么呢？就是调试自我，谦卑虚心，戒骄戒躁。只有这样才能够保持住自己的成功。大家知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往往会得到很多荣誉，很多好处。这个时候你如果骄傲自满，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比别人行，那就麻烦了，因为这样有可能会促使你走向失败。所以清朝的名臣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来形容人生的最佳处境，那就是“花未尽开月未圆”。花开尽了，那么紧接着的就是凋谢；月亮圆了呢，紧接着的就是亏损。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你想办法不让它开尽，不让它特别的圆。那我们说现实中的花，它开到一定程度一定是要尽的；月亮到了十五、十六，一定是要圆的。但是人呢，却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来做到未尽开，未尽圆，方法就是谦卑。《周易》里面有一卦，名字就叫《谦》，汉代人说，《周易》里有一卦，大可以保一国，小可以保一身，指的就是这一卦。现实中，我们看到听到过多少这样的例子呀，比如很多企业，曾经名噪一时，结果说垮一下子就垮了，走马灯似的。为什么曾经有那种好的势头，却保持不住，就是因为不知道怎样防止变，不知道怎样通过变来防止变。

那么，在失败或倒霉的时候怎么促进变呢，人的一生总不会时时事事都顺，你倒霉的时候，走背运的时候，环境不好的时候，对自己不满意的时候，你就要促进变，这叫穷变通久。穷是指你现在境况糟糕，变是要变这个“穷”，通则是克服、超越了穷，也就是走出了困境。这就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越失败越要有信心。我常常做这样的比喻，成功、辉煌时就好比登上了山顶，这时如果不谦卑，那你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下坡路。失败、倒霉时就好比走到了谷底，这时只要你保持信心，坚持不懈，无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是上坡路。

防止变或促进变，都是要人努力追求和保持存在的合理性。相传在周庙里边，有一种器皿，叫“右坐之器”，这种器皿有一个特点，注满水以后呢，它就倾覆；注得太少，它也是倾斜的；只有恰到好处的时候，它才能够端正。有一次孔子带着他的弟子，来到这个地方，问看庙的老头儿，说有没有这么回事儿，这个老头儿说，确实有。孔子就让弟子取了一瓢水试验，果然如此。孔子看罢，慨叹道：“呜乎！恶有满而不覆者哉，”也就是说哪有满了而不倾倒的呢，言外之意就是太满了，就容易倾覆，就容易溢出来。这个时候他的弟子子路，就问孔子，保持盈满有没有办法，孔子说办法是有的：“持满之道，挹而损之。”也就是说，保持盈满的关键在于要注意“损”，具体说就是：“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是谓损而不极。”意思是高但能够变得卑下，满但能够自己虚心，富贵但能够节俭……孔子认为，“能习此道，惟至德者及之。”《周易》讲变化，就是这样，要让人变得恰到好处，立于不败之地。走出低谷，恰到好处，就是成功；防止走下坡，恰到好处，就是保持成功。

防止变也好，促进变也好，归根结底都是一个变。但变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周易》讲变，根据就是“时”，也就是“变通趋时”。《周易》中这方面的材料很多，为了便于大家听懂，我想结合着“屈伸随时”这个成语来讲。我们说大丈夫能屈能伸，屈伸就是变。但什么情况下屈，什么情况下伸，这是有智慧的，“因时而变”就是智慧。在现实生活中呢，顺而能进易，逆而能屈难；逆而能屈易，屈伸随时难。人们常常讲“识时务”，这里面就特别强调一个“时”字。

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都知道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他在复仇雪耻时主要依靠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文仲，一个是范蠡。这两个都是经邦治国之才，可以说，尽忠忧君、经邦济世的谋略，是差不多的，但一个功成身退做了大富翁，一个流连忘返成了刀下鬼，下场很不一样。据历史记载，勾践在灭掉吴国之后，曾经摆宴庆功，群臣欢呼雀跃，喜形于色。但是，越王勾践却面有不悦之色，一般的人都没有察觉到，可范蠡一眼就看透了勾践的心思，知道勾践这个人不愿意把灭吴之功归于臣下，心胸比较狭隘，虽然他曾经卧薪尝胆，但这个时候已经胜利了，他狭隘的心胸就表现出来了。范蠡发现了他这一点，猜透了他这一点，因此就暗自做出了急流勇退的打算。于是范蠡就向勾践请求退休，勾践沉思了半晌，然后煞有介事地对范蠡说，你范蠡不能退休，不但不能退休，我还要分越国一半给你，要你和我一起掌管越国，而且你必须答应我，你不答应我，我就杀掉你。范蠡当然心里明白，他知道杀掉他是真，分享越国是假，所以就悄悄地打点行装，带着家眷泛舟而去。史书上说他到别的国家做买卖，成了大富翁。范蠡逃离越国时，曾给老朋友文仲留下一封信，告诉他勾践这个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同享乐，你要早作打算，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可惜的是，文仲收到范蠡的信以后，犹豫不决，结果当他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打算退隐的时候已经晚了，勾践赐死的宝剑已经送到了。最后只能是横刀自刎。

从《周易》的角度来讲，文仲的悲剧，就是没有处理好屈与伸的关系，也就是不知道因时而变。勾践兵败会稽山之后，求贤若渴，文仲当了大官，可以说是得时有位，因为勾践要复仇，文仲有韬略。但当勾践灭了吴国，雪了国耻之后，文仲仍身居显位，就是有位无时了，文仲忠君忧国之心没改，勾践阴险毒辣之性已彰，结果必然是时位乖离，因位而招祸，也就是说，这个位反而成了文仲的祸端。这就是不能因时而变的惨痛教训。相比之下，范蠡在勾践用人之际，能够因时得位，施展经邦治世之才；在勾践如愿以偿之后，又能因应时变，急流勇退，改行经商，所以总能立于不败之地。因此看来，因时而变是与时偕行，亦即与时俱进的明智之举。所以我们说，《周易》讲变，根据的就是“时”。因此，有学者甚至认为《周易》就是讲“时”的书。

那么，如何把握时呢？《周易》认为要想很好地把握时，就要多在“知几”上下功夫。“几”是什么？通俗一点说，就是苗头，兆头。《周易》里面有一段话：“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什么意思呢？“几”，我们说了，就是苗头、兆头。“深”，就是“幽深”。这两个方面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神”，也就是变化莫测。因为变化莫测，才难于把握，才需要下功夫认真地研究。

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这当然是《老子》里面的话，“合抱之木”，特别粗的一棵大树，“生于毫末”，一粒种子种下去，然后长出幼芽，这个幼芽如果有一个合理的生长，最后就会成为参天大树。“九层之台”，一个很高的台子，“起于累土”，是一筐土一筐土垫起来的。“千里之行”，很远的路，“始于足下”，是一步一步迈出来的。这些话都是在强调开好头，并坚持下去。

《周易》里面也讲到了类似的话：“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关键看你能不能及时地辨察出来。天大的坏事都有一个开始，你能及早辨察，就有可能避免。所以，《周易》特别强调“知几”的功夫。认为如果能够发现并研究细微的征象，就能够成就大事业，就能够无需着急，万物速成；不用费力，事半功倍。这叫“知几，其神乎”！也就是说，知道了“几”，知道了这个苗头和兆头，就能够达到很“神”的程度。因为“几”是“动之微”，是“吉凶之先见者”，是吉凶最先表现的那个地方。我们很多人都是在吉凶已经非常明显的时候，才能够判断吉凶，而“知几”的人能在吉凶刚刚开始表现的时候，刚刚开始露头的时候，或者吉凶还没有表现出来，而有苗头的时候，就知道了。

给大家举一个春秋时期的例子，这个例子不是讲“知几”的，但它可以告诉我们，这个“几”对于这个结果是多么的重要。据《战国策》记载，中山君有一次犒赏手下的臣僚，但由于羊肉羹做得不够，其实也就差一碗，大夫司马子期就没有分到这碗羊肉羹，结果司马子期就觉得中山君小看他，于是怀恨在心，一怒之下跑到楚国，游说楚王出兵讨伐中山君，结果楚王出兵，打得中山君溃不成军，夺路而逃。在他逃跑的过程中，有两个人提着大刀，尾随于后，始终保护着他，但中山君并不认识这两个人，所以他就问他们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要保护他。这两个人说：“我们的父亲，有一次快饿死了，您正好遇上，赐给他一碗稀饭，救了他一命，我的父亲临死之前，告诉我们哥俩，中山君有事的时候，一定要豁出命去保护他。”中山君听了这哥儿俩的叙述，仰天长叹：“与不期众少，其于当厄。怨不期深浅，其于伤心。”“与不期众少”，给予别人不在于多寡，而在于“其于当厄”，在于他正好需要的时候；“怨不期深浅”，怨恨不在于浅也不在于深，“其于伤心”，在于你是不是伤了这个人的心。中山君因一杯羊羹亡国，又因一壶餐得救，说明这个“几”就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在不经意间形成的。

我举这个例子，也许并不十分恰当，但是也能够说明“几”的意义是何等之大。我们如果能够知几，能够事先观察到苗头、兆头，就能够因应时变，防患于未然。所以《周易》这部书又被称为“忧患之作”，忧患的目的是防患，防患必从忧患始，知几就是忧患。

《周易》的生命智慧

《周易》的智慧可以分为生活智慧和生命智慧两个层面，前面讲的是生活智慧，现在再来看一看生命智慧。

生命智慧主要是从安身立命、终极关怀的意义上来讲的。这方面，可以用“乐天知命”这句成语来表述。“乐天知命”，就字面的意思说，就是乐其天然、知其命运。而乐其天然之“乐”，又必须以“知命”为基础，所以“乐天知命”，归根结底还是“知命”。说到“知命”，人们可能总觉得神秘兮兮的。其实不是这样，《周易》里面讲的“知命”一点神秘的成分都没有。

“知命”，是孔子很提倡的。怎样理解孔子的“知命”说，可能会人言人殊，但我的体会是，孔子所谓的“知命”，实际上就是认识你自己。有例为证：孔子有一个弟子叫樊迟，有一天樊迟去孔子那里请教种庄稼的事儿，孔子说这方面我不如老农，你要想学种庄稼，可以问老农。樊迟又问种花的事儿，孔子说这方面我不如园丁，你要想学种花可以去问园丁。樊迟碰了一鼻子灰，就出去了。孔子说，樊迟真是个干不了大事的人呐，“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上的统治者，如果好礼的话，那老百姓就不敢不敬畏他；统治者如果走正道、崇尚正义的话，老百姓就不敢不服从他；统治者讲信用的话，那老百姓就不可能不为他效命、不为他效力。统治者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周围的老百姓，就会抱着自己的小孩跑到他这儿来要求当他的国民了，哪里还用得着学种地、学种花呢？

孔子这一段话，是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想说明，像他和他的弟子，上天赋予他们能力，不是让他们学种地、学种花的，而是让他们当帝王的老师，在社会上宣传仁义，宣传忠信，让他们“导之以政，齐以之礼”。所以孔子一点也没有因为种地不如老农、种花不如园丁而感到自己缺少什么，反而斥责想在这方面获得知识的樊迟是个成不了大器的人。这就是孔子的天命自觉，这就是孔子所知的命。换句话说，孔子认为，他自己的使命不是种地，不是种花，而是做帝王师，为这个时代指一条明路，为这个社会提供一种规范。这可以看作是孔子的天命自觉。

就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孔子的知天命，实际上就是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周易》所讲的“乐天知命”也是这个意思。这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知道了这个命，你就能够很好地设计自己的人生，并踏踏实实地去实现它。而且在实现的过程中，即使遇到艰难困苦，也无所畏惧。孔子在周游列国时遇到了多少困难，但孔子从来没有灰心丧气过，比如在匡地，生命受到威胁，大家都很担心，孔子却坦然地说：“文王既然已经成为历史，记载他的思想的文献不是在我这里吗！天要想灭这些文献，像我这样的后继者就不可能得到这些文献，天要不想灭这些文献，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在这里，孔子拿文王说事儿，拿老天说事儿，实际上就是拿自己的使命自觉说事儿。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乐天知命”呢？《周易》提供的思路是“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就是透过“穷理尽性”最后达到“命”。穷理，用《周易》的术语说就是探讨阴阳变易的法则，尽性就是发挥人的仁义之性。在这里，理是就着万事万物讲的，性是就着人讲的，其实是一个东西，至少是有相通之处。比如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特性，树有树的特性，人有人的特性，狗有狗的特性，猫有猫的特性，这些特性从哪儿来呢？古人认为是天所赋予的，这就叫“天命之谓性”。也就是说天所赋予的这个东西，落实到狗的身上就是狗的性，落实到猫的身上就是猫的性，落实到植物的身上，就是植物的性，当然落实到我们人的身上，就是人的性。所以我们穷了物的理，也就理解了物的性，理解了物的性，也就理解了宇宙的变异法则和人的本性，把人的本性发挥出来，就是尽了人的性。

正是遵循了这样的路数，《周易》特别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换一种说法，也就是穷物理以明人事。比如《周易》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云雷屯，君子以经纶”，“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等等。在这里，“天行”即日月星辰在天上的运行，“地势”即山岳川流在地上的形势，以及“云雷”即云彩与震雷、“山下出泉”即山下冒出甘泉等等，这些都属于自然现象，都包含了事物之理。

《周易》教人们透过这些物之理，去体会社会人生之理；看到日月星辰无休止有规律的运动，人要效法它，去体会自强不息的做人准则。看到大地养育万物乘载万物的特性，人要效法它，去体会厚德载物的美德。这种思路对我们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他教我们如何透过自然理解人生，如何透过自然之理提升人的德性层次。比如说，我们看到蓝天，看到白云，看到银河，看到繁星，或者去旅游胜地，看到美景，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或者说，我们能不能也学着《周易》教给的思路，从做人的层面，从德性修养的层面，兴发一些感慨，体验一种道理呢？如果这样做，你就是在穷理尽性；如果这样做了，你就一定会在生命的层面产生一种特殊的感受。孔子说话经常联系到自然，如“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还有孔子站在河边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些都是在用自然之理打通生命之理呀。所以，《周易》特别强调观物取象，观象取意；强调效天法地，明白宇宙之理，贯通生命之道。而这，也正是乐天知命的最终目的。

贯通生命之道，在《周易》的表述是：“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天人合一。天人合一这个概念，在这个世纪之交出现频率非常之高，尤其是前几年，翻开杂志，几乎都发表多篇讨论天人问题的文章。我本人也写过一篇，我的体会是，天人合一，其本质是在探讨人和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合理存在的可能性问题。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创造的，所以人存在的根据是上帝。《周易》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所以讨论人存在的根据便需要讨论天人关系问题。

天人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重点说说乐天知命为什么要落脚到天人合一上。前面说了，《周易》讲乐天知命入手处是穷理尽性，穷理就是探讨阴阳变易的法则，尽性就是发挥人的仁义之性。照《周易》的说法，能做到这样，就能够对宇宙人生有一个合理的理解，并因此使自己的生命活动也逐渐地合理化，而最合理的状态则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奉天时，后天而天弗违”。合天人，合四时，合鬼神，实际上就是与宇宙合而为一。达到了这种合一，对于生命也就有了新的理解。所以《周易》是从生命的意义上来讲天人合一的。正因为这样，《周易》才特别强调“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特别强调“生”，而“生”恰恰又是宇宙合理性的最佳表现。

所以《周易》讲变、讲乐天知命等等，最后又可以归结为讲合理性这三个字：讲宇宙的合理性，讲天地的合理性，讲自然的合理性，讲社会的合理性，讲人的合理性。合理性三个字也把生活智慧与生命智慧串通起来了。所以严格说来，在《周易》那里是没有生活智慧和生命智慧的区分，我们做这样的区分，是为了讲述的方便。把合理性这三个字，再精简一下，就是一个道字，而人如果一直遵循着这样一个合理性，遵循着这样一个道来建构自己，展开自己的生命历程，那么就会与宇宙的合理性合而为一。这种合一究竟是一种什么境界，我不清楚，因为还没有体会到，总之是很高的境界，也是最合理的存在形式吧，孔子所谓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本文摘自《<周易>智慧就在我们生活中》（作者杨庆中），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