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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到明清，我们这个傲立于东方的古国，都拥有着广袤的国土，时至今日也依旧能够凭借96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排名世界第三。在通信、交通都不发达的古代，如何对广阔的疆域进行有效的治理，是历朝历代都在探寻摸索的。西周建立之后分封和功臣宗亲，让他们到各地建立诸侯国以拱卫周王室，这个制度在最初的数百年里的确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并且维护了周王室在礼法上的绝对地位。然而礼崩乐坏之后，诸侯纷纷做大，周王室反而被诸侯吞并。

作为一个敢于破旧立新的国家，秦国在一统天下之后意识到，大秦若想万年，必不能再行分封，遂改以郡县制。结果大秦的二世而亡让汉朝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两种制度，最终决定二者一同实施。封国与郡县并行的制度，也奠定了古代封建王朝地方行政制度的基础。然而随着历史的进程，一些地方威胁中央的现象时有发生：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以及唐末的藩镇割据，都使得分封制和郡县制的弊端再次暴露了出来。直到元朝建立，古代的地方行政制度才有了又一次的变革。

作为来自草原上的征服者和蒙古帝国的最大继承者，元朝占据了包括传统汉地、东北、漠北、西北、青藏高原等地理单元在内的空前疆域。困扰历代汉人王朝统治者的问题，开始变本加厉地困扰蒙古人。当年金国为了适应地方上战争的需要，始设行尚书省以分任军民之事。这一特殊时期的特殊办法被蒙古人学了回去，至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仿金制始设中书省。之后又在此基础上在全国各地分别设立行中书省，作为中书省的派出机构，延续至今的行省制度就此诞生。

行省制的出现不仅让“省”这个中央机构的称谓演变成了地方行政机构，也使得原先的郡县制有了进一步的优化。有元一代，1372万平方公里的疆域被简单地划分成了10个行省。明朝建立后承袭元朝定制，只是根据现有疆域对各省辖区进行了调整，最终使得明朝有了“两京一十三省”共计15个省级行政区。具体来说，这里的“两京”是在永乐大帝迁都北京后才正式出现的，南北两京所辖的南直隶和北直隶，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市。

众所周知，现如今我国的政治中心是北京，而经济中心则是上海。在明朝也大抵如此，北直隶为政治中心，南直隶为经济中心。从两晋到隋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宋朝偏安南方后尤为明显。元明两代，南方依旧是全国的经济重心所在、税收支柱。再经过明朝二百余年的经营发展，南直隶已经是大明所有省级行政区划中综合实力最强的。无论是粮食产量、人口数量还是教育能力，这一现象也一直延续到了清朝。

清朝入关后天下尚未大定，便基本承袭了明朝制度，只不过废除了“南北两京制”，以北京为唯一的都城。于是北直隶成了唯一的直隶，南直隶的直隶地位被撤销，于是南直隶得到了一个新名字——江南省。清朝入关之初，依旧开科取士，结果每一届的进士名单，都有大约一半的仕子出自江南省，以至于在当时的官场上也出现了“天下英才，半数尽出江南”的说法。在习惯以地域划分派系的封建官场，出身江南省的各级官员，已经在清帝国的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一张巨大的关系网。

除了经济发达、人口众多之外，江南省的地理位置还非常险峻，虽然地处平原，但进可图北京、退可守江淮。如果有反清复明势力的带动，江南省势必会成为清廷的心头大患。为了将这一有可能发生的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顺治帝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将江南省拆分为“江南右”和“江南左”两个平起平坐的省。但是作为地名，这两个名字并不好听，于是清廷在“江南左”中的安庆府和徽州府的首字，在“江南右”取江州府和苏州府的首字，“安徽省”和“江苏省”就此诞生。

在封建农耕时代，安徽和江苏两省作为明朝南直隶和清初江南省的延续，发展差距并不大。直到近代以来，清廷被迫与列强开关贸易，有沿海优势的江苏才开始和安徽拉开差距。特别是在新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两省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也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