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搬到香港的士司机家里成为一名过客 | 三明治

原创 xing'chen 三明治 收录于合集 #短故事学院 381个

文 | 星尘

老雷开车带我去边境落马洲，能看到深圳

头一眼见到老雷时，我心里是反感的。

大城市哪有出租车司机，一上来就问工资的：“你工资多少？有两万吗？”

这个香港司机是个老头，难怪，仿佛把我拉回被不认识的亲戚催婚的家乡小镇。司机看我去电视台，媒体行业出了名的工资低，but none of your business。

我笑着打哈哈过去，不言语，不像往常会跟司机谈天说地。

直到下车，老头问我家乡哪里。

“湖北省红安县。”

“啊呀，那个地方很厉害的，出了两百多个将军。”

我诧异，在祖国的资本主义海岛，阅尽繁华，人人心系海外，谁会记得一个山区小县城百年前的历史？

老头姓雷，广东湛江人，七十岁了，聊起一百年前的战争史，搜罗出小纸片，用小楷写下历史人物的名字。后来我再坐车时，他会提前在小卡片上，写下历史关键词——他的唠嗑大纲。

后来我知道，老雷经常问乘客的工资，从商人、律师、医生到大学教授、外企职员，乘客们不设防地告诉他，顺便讲讲人生故事。没有比出租车司机更合适的故事倾听者了——私密空间里同乘一段路，消失人海不再相见。也许每个记者都需要开几个月出租车。

但总听陌生人的故事，难免令人空虚，老雷是希望有常客的。我便乐得成为他唠嗑的听众，何况他免去我的打车费。他的老婆和三个孩子已移民美国，住在比香港公屋大十倍不止的大别墅，双层复式还带果园鸡棚。老雷本来也住大别墅，但不会英语，出门寸步难行，像小孩一样需要陪同翻译。老雷独自侦察了去机场的路线，便瞒着家人飞回香港。

我便连续几天坐老雷的车，老雷送我一个大西瓜，胖得像个孩子，双手怀抱，拍一拍，震动到手心。“这瓜宁夏来的，很漂亮”，老雷说，发出土拨鼠一样响亮的笑声，再挠挠头。

西瓜这种密度高、体积大的食物，让我想起老家——乡下的外婆会在已经发动离开的乡镇公交上给我加塞几大袋花生红薯。只有家里人不怕你拎着沉。在香港这种农业空心化的离岛大城市，有人送大西瓜，有种奇异的乡土感。

后来知道，老雷只要心里喜欢，就遍送天下大瓜。他每天到同一家餐馆打盒饭，有个服务员很漂亮，“我一看到她就好心动，人和人之间有这种感性的”。老雷想送她两个西瓜，又怕其他人不平，于是给每个店员送一个哈密瓜。

老雷不仅开心时送瓜，生气时也送瓜。一位朋友把老雷骂恼了，老雷买三个哈密瓜送她，她只能一边提一个，另一边两个，不舒服的。以那位朋友的性格，再怎么辛苦都要提回家。“我故意这样，只出钱不出力，我要报复她。”老雷假装恶狠狠地说。

后来我工作遇到糟心事，又临近租约到期，一边找下家，一边找短租房。来港四个月，我已经搬了两次家了。短租房不好找，老雷说，如不嫌弃，可以到他家暂住。

为了打消我的顾虑，老雷说，他家曾有很多住客。

老雷的房子是从政府申请来的四十平米公租房，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太挤了，堆的东西仿佛要溢出来。客厅饭桌下鼓鼓囊囊，大塑料袋套小塑料袋，洗菜篮，保温饭盒，没喝完的茶包，都是“那个湛江女人”的行李。

之前老雷在路上听到人讲湛江乡音，结识了阿明，她四十多岁，找了一个香港人假结婚，来获取香港身份。老雷去看了她五千块租下的房子，小得很，看不下去，便提出去他家暂住。

阿明好像从没吃饱过一样，不管吃什么，都觉得好吃，哪怕是老雷觉得难吃的东西。她用自己的钱买菜，每天把老雷家里收拾得很干净。有两个星期打散工，帮人摆摊卖菜、卖衣服。

两个月后，她便要回深圳，儿子还在深圳——前几年在香港读幼儿园，疫情后在深圳读小学。

阿明把所有零碎都寄留在老雷家，一个大袋子套十个小袋子。鞋架掉了三根杆儿，还有两根杆儿摇摇欲坠，老雷用绳子把它吊在阳台上，只剩斗大的空地，没法转身。

拥挤的室内阳台

另一间小卧室，专门用来堆放阿明的行李，从衣服衣架、电饭煲到热水器，垛在床上，把床垫压塌了。床垫是老雷妻子狠心花几千块买来的，很软，老雷曾经不舍得睡。

“那个女人很惨的。”老雷说着，眼神沉重又怜悯。

阿明身世坎坷，幼年丧父，继父不让她上学，十五岁起在外打工，怀孕后独自偷渡到香港生下孩子。

阿明曾在这个家的卧室住了两个月，现在我又住下了。

床头柜的缝隙里塞着她舍不得扔的塑料袋，床垫是她自带塑料泡沫板，很薄很硬，还有塑料纱的蚊帐。

漂泊的我，一看就认出这是另一个随时准备走的漂泊者。我是尽量减少随身物，或者扔掉。阿明是放不下所有的零碎。她大概是穷怕了。

底层摸爬滚打惯了，阿明十分老练。七八年前阿明怀孕后偷渡来港，躲了几个月，直到要生了，去医院，才暴露偷渡的身份。生完孩子后，阿明将警察的盘问都一一应付过去，假称自己是被一个男人带到香港，又被男人抛弃，不认识路。男女老少的警察都被应付过去，法官也在法庭说“小姐，以后不要这么笨被人骗了”。

老雷十几年前曾经把房间低价租给一个学生（是的，那是这房间的另一个过客），后来他那小气的妹妹到访，把学生赶走了，老雷叹了十几年。阿明一语道出，“你让她在外面躲几小时再回来就是了”。

阿明的种种小聪明，在我眼里总透出些许悲凉。

老雷也是一个漂泊之人。他的家很香港。四十平米的公屋，冰箱上贴着世界各地的照片：伦敦的皇家仪仗队，纽约的自由女神像，温哥华的舰艇。老雷有三个子女，都在美国生活。大儿子娶了一个西班牙女人，寄来他们捧着自家孵出的小鸡雏的照片。在美国黄石公园的山下，老雷一家五口和西班牙丈母娘一家合影。还有小女儿脸蛋贴着美国教父的合影。小女儿从西雅图写信劝老雷不要总被人骗钱，说“钱是没有人会嫌多，正如没有人不想移居他乡”。

老雷用痒痒挠指着世界地图上他去过的地方

橱柜里，最上面供着老雷父亲的灵位，最底下供着土地公公，柜门上贴着地藏王菩萨像，中间最显眼的地方，摆着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的照片。当年老雷在医院当护工，那位金发碧眼的英人港督来视察，还跟老雷握手，这近距离接触让老雷回味了一辈子。

我第一天来老雷家时，沙发上、桌上散乱地铺满了来自各个地方的信件，有些寄信者也是这间房的过客。

老雷，

接连在春节之前收到你的两封信。在赞比亚，除了我和小刘两个中国人，已无他，更谈不上什么节日氛围了。在广东，春节之前，各个大街小巷商家店铺都会放些喜庆音乐，什么‘好一朵迎春花’之类的。要不是去查万年历，我们都不知道2月17是过年了。

前几天去了一趟首都卢萨卡，趁着新春前去问候帮助过我们的大使馆朋友。2月初，国家主席胡锦涛也访问了赞比亚等非洲国家。在卢萨卡，我们每次都是住在大使馆的朋友家……

这是朋友阿秋从赞比亚寄给老雷的信，大约是2008年。阿秋前往赞比亚做义工，途经香港，曾在老雷家中暂住。老雷把家里的放大镜送给她，因为赞比亚的各种小物件卖得很贵，阿秋可以用放大镜在当地送礼。

阿秋寄来她在赞比亚做义工的照片。非洲妇女们在草原上练就用头顶水桶的神功；在一屋子的吵嚷中，阿秋教黑娃娃们唱“伦敦大桥垮下来”；在户外湖边，她教黑娃娃们Chinese Kungfu，看起来像广播体操。

阿秋是精神富足的人。她曾在社工和慈善行业中摸索，去赞比亚当了几个月义工，又在当地的中国企业当翻译，后辞职，暂住在朋友家几个月。

2008年11月，阿秋来信说：

最近全球的经济风暴，也直接影响了赞比亚的铜矿业。因为价格狂跌，几乎所有在赞从事铜矿的中国人都不得不暂停了，都回国休假了，观望形势……

我在赞比亚的工作签证也没有申请下来。黑人要小费要得太离谱了。这样的状态下花这样的代价去办工作许可，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所以注定要离开这个国家了。

阿秋08年从赞比亚寄给老雷的照片

在2022年的今天，新冠疫情中全球经济下行，我也辞职了，暂居在老雷家。看着十几年前阿秋寄来的信，一边感慨经济衰退总要轮回，但今时比往日仿佛更艰难且无法捉摸；另一边内心有种奇异的安定感：一切都会过去，但老雷这个善良的老头还一直在这里，再不济，这些信还留在这里。

老雷有大于两抽屉的信，说“大于”是因为他随手乱放信件，许多散在犄角旮旯，还扔掉过一堆。信件来自海外各地，时间跨度从七八十年代，到如今新冠肺炎时期。

八十年代的信，来自老家县城劳动局蔡局长。他曾帮忙老雷打点移民香港的申请——那时一个县每月只有五个名额。后来局长常常寄信来港，托老雷去看望他在香港深水埗的姑妈。九十年代家里有电话了，不再寄信来。

今年的信，来自西雅图。新冠在香港第五波流行，大儿子想接老雷去美国，老雷坚决不去，女儿写信来：“恭喜您呀！终于逼得你的大儿子好似哭了。他说如果不是美国政府不肯收未打针的旅客，他早就捉你去他的鸡棚里参观数个月。”

老雷倒真的住过鸡棚。1979年，老雷来了香港，为了省钱，住在姑婆家用来养鸡的房子里，月租30块，宽度只有一张床，刚好高过头，没有窗户。

后来又从“鸡的房子”搬到“猪的房子”，猪棚改造的，用木板隔开，住了三户。老雷一家三口住在木板隔间里。没有窗户，因为太热，白天不敢回家。最恼人的是，隔壁家总在丁丁当当敲木板，“想赶我们走”，老雷说。

一家卖电器的老板娘，是湛江老乡，见到老雷家的“猪棚”，看不过去，邀请去住她家，一间三十平米的公租房。老板娘夫妻住在帘子隔间，老雷一家三口住在客厅地上，铺了泡沫板和床垫，比之前的“猪棚”舒服许多，后来又添了小儿子。每周在老板娘家住三四天，吃他们家，买东西也是老板娘付钱。老板娘夫妻没有孩子，老雷的孩子就各自获得偏爱。老板喜欢大儿子笑起来的酒窝，老板娘喜欢二儿子的沉静勤奋。老雷一家便在老板娘家住了两三年，直到申请上公屋。

老板娘为什么对老雷一家这么好呢？

老板娘说，老雷傻傻的，对自己节约，对别人大方，和她一样。

“怪不得你也对我这么好。”我对老雷说。

“可能是从老板娘那里学的吧。”老雷挠挠头。

老雷对我说：“你住在这里这些天，给我很大精神安慰的。”

自从美国返回香港后，老雷便重复着开车赚钱的生活，连周末也要开工，客人多时甚至干到夜里一两点。和朋友喝早茶这种事，老雷的日程上是没有的。每晚回家后，老雷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直到睡着，电视有时还开着。这几年来，他习惯睡沙发，哪怕让家里的卧室空着。

我还没住进他家时，最开始坐他车的那几天，他难得有个听众，可以讲讲自己的生活。中途我实习结束后要搬家，不能天天乘老雷的车了。

老雷问：“你能不能不搬啊？”眉毛耷拉像委屈的金毛犬。

我说：“爷爷没关系，我搬家之后也可以找你玩。”

老雷说：“再看吧，我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你的人生才刚开始。”

他可能是不敢期待，他没想到，后来我果真去找他玩，他开车载我到郊区四处跑。

我常常感觉，老雷对我的好，是生命晚近者对新生者掏出心窝的好。他七十岁了，每天除了开车挣钱，不知道有什么可做，可这些钱到了老年，仿佛也没什么用处。老雷有糖尿病，肾功能衰竭只剩百分之十，他有次一面在自己肚皮上打降血糖的针，一面蹦出来一句“不知道我明年还在不在这里”，或者谈起几十年前对他好的姑婆、老板娘，说那些人已经去世多时，再也不能相见。

而我在老雷家里住，比在父母家里舒坦。老雷平日在外开车，他解决他的饭，我解决我的饭，没有互相不好意思。家里散七落八的杂物，如果是我母亲来，必定拿着扫把念叨“这么乱你怎么住得下去”。我母亲是那种，我坐椅子翘起椅子腿，她也担心压坏了地板的人。而在老雷家，各自生活习惯，各自不干涉。他不会强迫我喝掉煮多了的汤，我也不觉得他只睡沙发有什么奇怪。

虽然我和老雷的背景、年龄相差极大，但我们都是那种逃避原生家庭、喜欢在远方世界中寻求联结的人。

与我对母亲的疏离一样，老雷对母亲也有反骨。老雷的母亲只身赴港，打三份工，累坏身体，只为把几个孩子接过来。但是老雷到香港后，不愿意去母亲那儿，便去找姑婆，才住在鸡棚。

老雷十来岁时，常常挨母亲打，双手反绑在瓜杆上，用棍子抽。当时的小雷便常常逃到猪圈和牛圈睡觉。

牛圈与猪圈不一样的。猪生活的环境很潮湿，猪屎臭，最多睡一晚。牛圈干爽，牛屎也不臭，把身体埋盖在稻草里，很温暖，可以睡五六天，反正父母也不来找。

老雷说，因为睡过猪圈，知道没有地方住是多么难，所以会收留我住。

而我呢，真希望老雷能多活几个三年五载的。

住进老雷家时，刚毕业几个月的我，正处在工作上被打压、辞职边缘徘徊、租房到期的艰难时刻。能得到老雷的收留，我太幸运。我内心漂泊，一直想寻找后天的家人。当时在其他事情上，我“寻找后天家人”的人生目标遇到很大挫折，没想到另一边不知不觉中，已经和老雷成为后天的家人。跟老雷相处时，润物细无声的互动中，我发觉原来亲情可以是这样的，原本木讷匮乏的我也可以是恣意的。

就在几天前，从来只会写信的老雷终于找到阿秋的电话，我终于在视频通话中见到了阿秋。曾经在2008年的信件中说考虑回国的阿秋，如今在赞比亚工作十几年了，财务自由，准备回到自己真正热爱的社工公益行业。我也感叹这个世界的奇妙，在本来内卷得透不过气的时代，我居然通过老雷和他的朋友们，看到了人生的更多可能性。

原标题：《我搬到香港的士司机家里成为一名过客 | 三明治》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