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 ∣《〈周易〉的起源及早期演变》出版

《周易》的起源及早期演变

[美]夏含夷 著 蒋文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11月

作者简介

夏含夷（Edward Louis Shaughnessy），芝加哥大学顾立雅早期中国讲席教授（Creel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of Early China）。主要从事周代文化史的研究，重点围绕甲骨、金文、简帛等周代出土文字资料展开，同时尤为关注《周易》《诗经》《尚书》等传世典籍，致力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相互诠释。已出版中英文著作2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蒋文，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先秦秦汉出土文献、古文字。著有《先秦秦汉出土文献与〈诗经〉文本的校勘和解读》（中西书局，2019），在《中国语文》《文史》《文物》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内容提要

本书是夏含夷教授多年来研究《周易》的总结之作。以夏含夷教授198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吸收中外研究成果，利用近数十年尤其近年新发表的出土材料，系统考察了卦爻辞如何产生以及《周易》这部经典如何形成，对周代占卜的原理与实践也作了深度探讨。

本书包含了夏含夷教授自己对于《周易》的诸多思考和独到看法，比如：占卜可以看成是祷告，占卜其实是将人的愿望表达出来的过程；蓍草占卜虽与龟卜的形式有所不同，但其所传达出来的内容没有实质的不同；研究《周易》应当结合经典，探寻其中反映出的社会状况及思想背景，《诗经》是不可忽视的文本之一；对卦爻的研究应注意其与数字卦的联系，等等。

自序

图0.1 陕西扶风召陈西周建筑遗址[1]

上图是用考古方法复原的一座位于召陈的西周庙宇，完成它至少需要经过四个步骤：首先，剥开历史的层层泥土，锁定庙宇的基址所在；第二步，勘定庙宇台基的周界，从而弄清其建筑规模和大致轮廓；第三步，通过夯土上的柱洞了解庙宇墙体的具体构造及庙顶支撑结构的大略情况；最后，参考有关材料，加上些许的想象，描绘庙顶。

接下来，我打算进行一项类似的复原，去复原另一座西周的“庙宇”。同样分四步：一、穿透一重重层累的历史；二、确定“台基”的轮廓；三、在“台基”上找寻到标志点，弄清这座宏伟的建筑是如何建造起来的；最后，利用适度的想象力来完成这幅图景。不过，我的复原结果肯定不会如召陈之庙那般栩栩如生。这是因为我关心的这座“庙宇”虽然也是由周人建造的，同样扎根于西周那片坚实的土地，但它不是用木料和茅草，而是用思想和图像构建的。我所说的这座“庙宇”，就是《周易》。

将《周易》比于“庙宇”并非天方夜谭。人们曾在召陈之庙里馨香祷祝，千百年来，代代中国人也从未停止在《周易》的殿堂中顶礼膜拜。召陈之庙在日晒雨淋中剥蚀坍圮，《周易》之殿也在漫长的时光中消磨湮灭。犹如世事变幻不可止息，《周易》也在不断变易之中。起初，人们对《周易》经文奉若神明，以至催生了专门人士向人们解释其中奥秘；到了后代，人们却可以毫不犹豫地根据当时的需求去修改粉饰《周易》。时至今日，《周易》之演变仍未停止。

无论好坏，当代历史学信从的无疑是不可知论。学术象牙塔里的我们对崇拜仅限于人类学式的关注。我们关心的是崇拜所处的背景——它是何时、何地发生的？是如何发生的？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何人发起的？以及为何会产生崇拜？就《周易》崇拜正式成型以后的历史阶段而言，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有丰富的材料可以回答上述这些问题。但遗憾的是，这一阶段最多也只能上溯到距今两千年左右，而那时距离周人最初建造《周易》之庙也已过去了很久很久。现在，有赖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研究上古史的历史学家的努力，即便是针对《周易》形成的那个时代，要提出这些问题也变得愈发可能。事实上，是必须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了。雄伟如召陈之庙者，也不过一座空虚的躯壳，只有通过《周易》这样的文化遗产，方能一窥周人的精神世界。[2]

以上这段文字引自三十多年前我博士论文的开头，我们将由此进入本书的探讨。行文中那繁复的隐喻、华丽的文藻，未免流露出年轻意气，请祈读者谅解，只是希望读者能从字里行间中感受到我在博论中试图传达的感情。但愿我现在的文风更加沉稳，同时也希望自己并没有失去当年对《周易》的那份热情，没有丧失那份不可或缺的想象力。

在美国学界，修订博士论文作为自己的第一本专著出版已然成为惯例。1986年春，我博士毕业尚不满三年，时任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社长的Jim Clarke先生联系到我，询问是否考虑在他们社出版博士论文。我当时自然深感荣幸，但同时也颇为踌躇。后来我回复Clarke先生说，自己正全心投入在另一项研究，即西周铜器铭文的研究中，计划借此对西周的大历史背景有更好的把握。[3]我答应他，一旦达成计划就会再回到博士论文修订以及《周易》的研究中。

1993—1994学年，我首次在芝加哥大学休学术年假，本打算趁此兑现承诺。然而就在那期间，出土已二十载的马王堆帛书本《周易》终于公布了，百龄坛书社（Ballantine Books）的Owen Locke先生邀请我将之翻译成英文并出版，这又是一份莫大的荣幸。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又能谋得稻粮，何乐而不为。这部英译出版了，[4]之后若干年间，又有三批与《周易》有关的出土文献相继公布，我又分别针对这些材料进行了初步研究，成果均已发表在学术刊物上。[5]2007—2008学年的学术年假，我以为终于可以利用起来修订博士论文，然而，因为一些已经记不清的原因（可能与我上任芝大东亚系系主任有关），我转而决定将那三批后来公布的出土材料翻译成英文，再分别配上那几篇已有的单篇论文，整合后作为一本专著出版。[6]

我渐渐开始觉得我的博士论文可能要永远束之高阁了。然而机缘巧合，就在我撰写那部出土之《易》的书时，中国政府启动了一个大型项目，名为“2011计划”，其中一项就是利用新近考古发现重审中国传统经典。这项子计划聚集了十一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者，领衔的是两位文史领域最杰出的学者——清华大学的李学勤教授和复旦大学的裘锡圭教授。2014年，裘先生邀请我为2011计划撰写一本有关《周易》的书。可以想见我听到时有多么惊讶，没想到这样一项由中国政府出资、旨在重审中国经典的重大科研项目，居然会邀请一位外国学者来为“群经之首”的《周易》著书。受宠若惊的我自然无法拒絶裘先生的一番美意。

虽然接受了裘先生的邀请，但同时我也提出了三个条件。第一，作为我博士论文的终结版，我将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写这本书。第二，我无法立刻就开始动笔，因为当时我尚在撰写的另一本性质全然不同的书，已占据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那本书的内容是综述西方汉学在中国出土文献研究领域的贡献，创作契机同样来自中国友人的鼓励。我想先完成它，[7]再来潜心写作这本关于《周易》的书。这两个条件裘先生都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第三个条件更让人为难一些——这本书我坚持要用英文来写。裘先生之所以一开始就想到我，无疑是考虑到我很多时候都使用中文进行学术写作，但是有两点原因促使我不太愿意用中文来写这本书。首先，那本西方汉学的书就是用中文撰写的，最后写了650多页，那次经验使我意识到自己的中文水平尚不足以驾驭如此大体量的学术写作。更重要的原因是，彼时我已结识了蒋文。蒋文是一位出色的年轻学者，当时尚在复旦读博，毕业后到芝加哥大学做了博士后，现在又回到复旦工作。她曾翻译过我的几篇论文，不仅能充分领会我原文想表达的意思，还能将之转化为晓畅优美的中文。我遂向裘先生提议，希望用英文写成初稿，再由蒋文译成中文。他们二位都欣然同意了。同时，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慨允将本书纳入出版资助计划，在此谨致谢意。

自应允撰写本书之日起，我便意识到，自己和读者将可能面临三重困境。首先，我已在《周易》经传这个领域笔耕四十载，较之当年写作博士论文时虽不至于全无长进，但也难免陷入老生常谈的窘境，就算在总体框架上可以跳脱出来，在诸多细节方面也不免有所重复。只能寄望熟悉我既往研究的老读者能够谅解，同时，也希望新读者能有所收获。第二，如上所言，按照一开始的计划，本书面向的是中国读者，后来才决定出中、英文两个版本。不同读者群拥有截然不同的知识背景，阅读预期也大相径庭。哪怕是就概论部分而言也是如此，中国读者大多期待对相关材料的广泛梳理，而西方读者则更注重于分析。双方的需求我都会努力满足，当然结果恐怕不一定能尽如人意。第三，我还意识到，试图建立一种《周易》研究的普遍范式有多么危险。《周易》研究的大方之家李学勤先生曾说：

我常常觉得，研究《周易》是很“危险”的。《周易》文义古奥简质，又玄妙深邃，可以这样解释，也不难那样推论。如果是借《易》的词语表说自己的思想，姑置不论，想要寻出《易》的本义，实在太难。十分容易出现的结果是，在想象力的基础上，建造一座七宝楼台，由于檐宇崇峻，结构繁复，设计者本人也产生出自天然之感了。[8]

我既将《周易》比于召陈之庙，对李先生的这番告诫之言自然无法置若罔闻。我没有妄想去建造什么“七宝楼台”，但也清醒地意识到，不少结论确实是建立在个人想象力的基础上。我唯一可以用来为自己辩护的工具，恐怕就只有这本书本身了。哪怕只是对《周易》某些方面的解释能让一些读者觉得不无裨益，我四十载的努力耕耘就没有付之东流。我也可以预见，会有读者认为我对某些东西的理解是错误的，或是不满我对一些问题置之弗论。希望他们能从我的谬失中获得启发，去找寻到自己的答案。若天假以年，我非常期待在未来的四十年读到他们的研究成果。

原标题：《新书推荐 ∣《〈周易〉的起源及早期演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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