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八十岁时，背着手，在雪地上走路嗖嗖快。腰不弯，气不喘，寒风掠过谢顶脑门时，后勺一圈儿白发就势扯上了银色胡子，蜿蜒地挂在腮边。他声如洪钟，常吓得儿孙们颤抖。见着黄米饭就笑眯眯的，非常温顺。
那时，母亲为了讨爷爷欢心，一到冬天就隔三差五地焖黄米饭。尤其到腊八日子，黄米饭做得更要有名堂。淘米时要轻搓慢漂，挑出匀溜的白底紫花饭豆，先煮了八分熟，捞起来攒进小碗里。烧沸水下锅，奶黄的米粒翻滚，铁勺子沿了锅边转圈搅动，灶坑里秸秆呼呼响。少顷，豆子们愉快地散进来，淡淡的甜香在蒸汽里氤氲。直到泛出稠亮稠亮的光泽，跳动地映入眼帘，盛起一撮儿，拽出黏黏的一道豆花绺子。母亲就麻利地取出一个大肚蓝边瓷罐，放在锅台角上，一勺一勺往里装黄米饭，满满登登后，细心地盖上盖。盖子上正好搁进去两个小碗，一小碗白糖，一小碗荤油梭子。先用小棉被包了，再一闪身到柜橱里取一块干净的屉布子，兜着罐底系出一个结实的结，恰能容胳膊伸进套子里，挎着走。
屋外的阳光冻得哆嗦，雪花聚在窗台上，堵得视线都瘦了。母亲吆喝着，从大柜里掏出两条厚棉裤，规规矩矩地站在炕上，我们偷偷地捅那大棉裤，它们变得东倒西歪，像是不停地笑。豁牙子弟弟淌出口水，我们脱掉只能猫在屋里的薄棉裤，穿上迈不开步的厚棉裤。裤腰连着兜兜，两根带子从后背斜拉过来，扣和钮挤在肩膀上。完后，又包了围巾，只露出眼睛，搬起那个黄米饭包裹。母亲先走几步，用力推开房门，屋里涌动的白色气体咆哮着鼓出来，我和弟弟也站在门外了。
腊八冻掉下巴，差不多是一年里最冷的天。土房子缩脖低头的挺着，栅栏门、羊肠道都默不作声地抽着脸，平时三五条疯跑的狗，正夹着尾巴，堆在窝里草堆旁，凄凉地哼哼。爷爷家在后趟房的东头，风夹了雪粒子吹过来，我和弟弟趔趄着，眉心和鼻子头通红通红，似要结冰了。鞋底子邦邦硬，踩在雪地里发出喤喤的响，我伸手拉弟弟，他的鼻涕流出来了，冻在鼻子头上。看他撇嘴要哭，我连忙喊着：“那个黑老鸹！”他仰起脖子，忘了冷，看见高处一根电线上裹了厚厚的霜，亮晶晶的，正蹲着一个黑老鸹，探头探脑，左右张望。忽而，--嘎--嘎--嘎--扇几下翅膀，飞走了，簌簌落下一串串霜花。
我搀着弟弟，胳膊让这个棉包袱坠得生疼，手插不进兜里暖和，冻得红刺刺的，皮都肿起来了。好不容易看见爷爷家大门桩子了，那是一截老树的枯木桩子。一半身子被抹进黄泥墙里，露初半侧疙瘩琉球、愤怒的脸，顶部锯掉了，积了一坨子雪，像戴了白绒帽子，静静地立在栅栏边上。前两年，我一看见它就哭，它像爷爷，我就怕他发火的样子。我曾拿着长木杆子，把爷爷家窗户纸糊的外屋门捅得稀巴烂，爷爷从外边回来，跳起来、大声喊着，要用大板子砸死我！我一看见他，就逃得远远地。